海棠果

  我的大爷，也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他是一个物理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学物理。至少我小的时候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你长大之后也要当个物理学家。但是，我长大一些之后，他又变了。他说自己是一个“搞物理的”，不是“物理学家”。当我质疑他前后矛盾时，他说，人要低调，要谦虚。于是我说，过分的谦虚就是肾虚。接着我的头就会挨那么一下子。“搞物理的”会火冒三丈，由此可见，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个“搞物理的”而应该是个“物理学家”。他前后矛盾，表示他并不严谨，他开始的时候完全可以表示自己是一个“搞物理的”，所以他有可能真的是个“搞物理的”而不是“物理学家”。当然，还有可能有另一种情况，抛开“搞物理的”和“物理学家”两种身份，大爷是一个标准的男人，人高马大，“肾虚”好象表示我对他性能力的质疑。但他确实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同辈的兄弟姐妹，反而我几个姑姑给我带来了三个妹妹。

  有个大爷有时也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大爷。北京话有时喜欢骂“你大爷”，尤其是小孩学的特别快。童年的时候，一群小孩冲我喊“你大爷”。我回头看了看，说，没有啊，没来呀。其中一个小孩跑过来说，我X你大爷。我摇摇头说，你不行，他五大三粗的，只有他X你的份。于是一群小孩跑过来围起来打我。小时候的我受革命影片影响很深，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烈士，他们让我说服不服，我咬牙硬挺着。同样，我把他们看成是各种帝国主义，记下之后一定要报复。

  各类革命影片告诉我，应该把他们分而食之。于是我不断寻找他们落单的机会。对于欺负过我的那群孩子，我会认真记录他们的回家路线、落单顺序及单独的时间。因此，我大爷认为我非常适合学习物理，做记录是最基本的要求。他也会指导我如何在路上布置陷阱，如何让人疼而不留痕迹。这些让我无比崇拜，每次在成功堵到一个小孩的时候跑回来和他分享，这时，他总会说，不错吧，将来学物理吧。

  比起少年时代，还是童年时代更崇拜他。少年时代的我只会让他帮忙做作业。但他经常会做上瘾，把书抢走，做完整本书里的题再还给我。这时，书里会被画的乱七八糟，除了答案之外，充满不同的符号。但这些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曾试着按着他的符号把题做出来交作业，老师在给我一个大叉子之后会把我叫到办公室痛快地骂一顿。那时，我更确定他是个“搞物理的”，跟“物理学家”没关系。

  大爷在一个研究所上班，研究所的人管他叫“黑子”。“黑子”这种绰号在北京相当普遍。几乎每条胡同都有一个“黑子”，我从小到大至少认识十来个黑子，哪个辈份的都有。在北京街头如果大喊一声“黑子”，可能会有无数人看你。

  巧的是研究所只有大爷一个黑子，因此他成了所内可以唯一一个用这个称呼的人。因此，如果在研究所里听人讨论，“黑子今天又迟到被头骂了”、“黑子又跟食堂卖饭的吵起来了”、“黑子给新来的女助理打水了”之类的话，那一定是在说我大爷。研究所的人生活枯燥无味，他们的娱乐活动也让人费解。就好象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个大爷的同事跑来我家说，黑子和大三儿比赛吃多了，快去搀一下。大三儿也是一个在北京很常见的绰号，出现频率与“黑子”相当。同样巧的是，研究所里也只有一个大三儿。

  当我走到研究所食堂的时候，发现大爷和大三儿坐在一张条凳上，后背顶着餐桌，紧锁眉头微闭着眼睛，就那样挺着，四周围了一圈“搞物理的”和“物理学家”。其中一个人看到我说，小赵来了，快把你大爷扶走，两个人比赛吃月饼，吃太多了。

  于是我走过去慢慢扶起大爷，他缓缓站起来，挺着肚子，两手撑在后腰，像个足月的孕妇。走了两步，我还是没忍住低声问了句，谁赢了？大爷一脸胜利的微笑，向大三儿轻蔑地撇了一下嘴。大三儿可能听到了我的问话，正好这时睁开眼睛，看到了大爷的表情。大三儿明显想争辩些什么，挣扎着要站起来。刚刚张开嘴，就哇地吐了出来。顿时，五颜六色的东西倾泄而出，周围的人都整齐地向后一跳。大爷看到了也终于憋不住了，张着大嘴笑，刚笑出了一声，也开始弯着腰吐。我也只能跟着向后一跳。

  吐过之后，大爷也不用扶了，健步如飞。回家吃了几片山楂片，第二天两人都没事了。毕竟两人都是“搞物理的”，知道比赛吃月饼不能喝水，万一喝了水就只能去医院了。

  我童年的一大乐趣就是去工地拆东西拿去卖。那时的北京正在大拆迁，胡同平房全都要拆掉。以前爬上房顶，可以看到电报大楼，现在要到电报大楼下面才能看到。我记得当年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大坑。我主要是去拆各种设备里的变压器，变压器里有铜线包，这在当时可以卖很多钱。设备里有变压器，变压器里有线包这事是跟大爷学到的。当然，他没有让我去工地干这事，他只是觉得我应该学物理，电学的东西应该多教。（力学的东西在帮我设计陷阱的时候教了很多）

  那时我有个伙伴叫小鞠，经常是他给我放哨，我拿着一堆工具狂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熟练掌握了各种工具的使用。后来小鞠发现了脚手架的卡子比较合算，不用费太大力气拆，而且卖价也高，于是我们开始转型。经过几次之后，民工们也发现了问题，因此他们开始派专人看守。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决定由我来吸引民工的注意力，小鞠来拿货。后来的日子是这样的，当我一脸仰慕地听民工眉飞色舞地讲着他的建筑经历时，小鞠在身后轻轻地把大卡子塞进书包。最后，我们天真地喊了一声，叔叔再见。

  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被民工抓到。不幸的是，我被大爷抓住了。那天他坐在拆着一半的破房下面发呆。虽然他说那是在思考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坐在墙根下面看着脚面是一种发呆的行为。我和小鞠背着两个大包，里面各塞了两个卡子。跑过那片破平房时，突然觉得脖子一紧就被拎了起来，我吓的大叫一声。小鞠一看我被人抓住了，放开双腿使劲跑没影了。

  大爷发现吓到我了，开始哈哈大笑。然后把我放下来问我慌什么，我当然不敢把事情说出来，只是说要考试了急着回家复习。大爷说我骗他，他根本就是知道我在干什么。他说要我将来学物理，答应的话他就不告诉我父亲。我也只能答应他。可父亲还是知道了，把我暴打了一顿。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是大爷告的密，后来才知道是小鞠回家自己招了，把我也拱出来了。

  大爷后来还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或是“搞物理的”，他可能希望能有个苹果掉下来砸中他，他会因此发现新理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掉下来的不是苹果，是板砖，于是他就这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了。

    后来，也没人再让我学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