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的x，排队！排队！杠棒工排到这里，运三百斤的大木箱；矮子工（拿扁担的）排那里，运煤炭；野鸡工（肩背扛货的）到三号码头去排队，运杂粮，快快，排好队，我就发牌子，领不到牌子的，妈的x，去喝西北风！”
人们一下子噢噢地应着散开，赶紧去对号排队。白福根手里没有杠棒和扁担，只能排到野鸡工的队伍里来。他今天穿着一套干净的棉衣裤，在一群破衣烂衫的人群里显得十分扎眼。不时有人向他投来怪异的眼神，也有人露出揶揄的嘲笑。白福根原是决定拼着一条命来到码头当装卸工的，没想到自己的穿着不合群，受到工人们的歧视和奚落，正在十分尴尬时，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竟是以前同一鞋帮厂稔熟的工人“冲天炮”汪大力。他快人快语开门见山说：
“老阿哥，不是我看不起你啊，一根杠棒要抬三百多斤，一条扁担要挑一二百斤，我们野鸡工背上至少要背百把斤的分量，从窄窄的跳板上走下来，再要走几百米路运到堆栈。从早上七点钟起干到下午三点半结束，算一工，弄不到几个血汗钱。就你老阿哥的身胚，我估计你背上压着一百多斤的货，肯定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这饭碗你没本事吃。”
白福根知道，汪大力原来是个热情、快乐、憨厚、壮实的小伙子，几年不见，如今已显得粗犷而苍老了。他头上一顶破毡帽，一根粗麻绳缚在破棉袄上束着腰，头颈里围着一条脏得发黑的毛巾，脚上没穿袜子，一双破跑鞋上露出两个脚趾，原来两只明亮的眼睛，现在像害眼病一样，红肿着而且流着泪。他说完用那条脏毛巾去揩那臃肿的眼。白福根看到他这艰难的情况心里一阵凄然，就坦诚地说：
“大力兄弟，我也是没办法啊，不瞒你说，我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现在上海除了码头上还有点机会，能到哪里去混饭吃？我是拼着一条命瞒着家里人来的，这世道真是生不如死呀！”
“嗨！老阿哥，机会倒是有一个，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干？我的邻居唐阿昆在日本人办的军服厂做军服。听他说这厂正在招工，只是工资不高，做一天只能买三四个大饼，但它管三顿饭吃，每个月还发点米，多的时候有一斗（合15市斤），少的时候发五升。你是裁缝出身，我看这行当对你比较合适，如果你愿意，到下午三时半在码头上等我，我同你一起去见阿昆叔。”
这天白福根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时了。他把今天早晨在新关码头遇见汪大力，等他下午收工后一起去见阿昆叔，再去看了军服厂的事向家里人说了。最后他愁眉苦脸的叹着气说：“找了两个多月，终算找到这份军服厂的工作，能管三顿饭，还能分点米，但问题是直接为日本人做事。想不到我撑到最后，还是当了汉奸？唉，我想来想去这事不能干，还是到码头上去做苦力！”
家里的人听了，都因为被“汉奸”这顶大帽子压着，屋里的气氛，顿时像封闭在洞穴里一样的沉闷。奶奶低头流着泪，半响她抬起头来坚定地说：“福根呀，码头上这碗饭，你没本事吃的。前年你拿六十斤煤篓都上不了楼，现在要背一百多斤重大包走那条跳板，就像上刀山，走钢丝那样的难呢。多少小伙子一脚踏空，跌下去，不死也落个终身残废。还有每天都能遇到的被重物砸伤，闪腰，手脚扎进钉子等事故。你如今年近半百，瘦骨嶙峋，如果遇到什么闪失，这个家就要塌了！”老太说到这里热泪滚滚，泣不出声。
“宁愿全家饿死，你也不能去当码头工人！”福根嫂也哭着说。
奶奶擦干眼泪，提高嗓音坚决地说：“我看还是去军服厂吧，雪莲娘和雪莲一起去，相互都能有个照顾，你们三个先填饱肚子再说。现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每一件事都难以和日本人撇得清。就像全国有上亿农民在沦陷区里，他们种了稻麦被迫交给日本人当军粮，养活这批刽子手，你能说亿万老百姓都是汉奸？只要我们心里有中国，不讲中国人的坏话，不做危害中国人的坏事，就不能算是汉奸！”奶奶的一番话终于说服了儿子。
濒临绝境的白家，只能把去军服厂工作，当成使全家生存下去的一次机会。两天后，白福根去军服厂办妥手续，带着妻子和女儿，忐忑不安地去上工。
这所日军的军服厂设在大连湾路（今大连路）。那是日军强征一所民用物资仓库改建的。房屋共二层楼，砖木结构。门口没有招牌，但有日本卫兵站岗，一个加强班分日夜三班在厂房里布岗和巡逻。底楼设有军服仓库和布料堆栈，还有工人饭堂和卫兵营房。二楼是裁剪室和缝纫车间，还有收发室以及经理室，工头办公室。缝纫车间有二百多平米大，放着一百多台缝纫机，但只有六七十个工人在工作，许多设备都空置着，有的在上面已积了厚灰。
接待白福根一家三口的是一个肥胖黝黑的女工头。她唬起一张黑脸，显出两条凶狠的狰狞纹，厚厚的阔嘴唇紧抿着做出一种蔑视的傲慢。她横眼斜睨了白福根三人一眼，然后看定雪莲说：“这么瘦小的丫头也要充数算一个？不行，以后发粮时只能领一半。”
福根嫂一听就急了，连忙分辨说：“阿姐，小姑娘今年18岁了，她能干得很，完全可以顶得上一个全劳力。”
“妈的x，谁是你的阿姐？老娘说话从来没有人敢驳回，今朝轮得到你这个臭婆娘来回嘴吗？你要是不乐意，就和这个小丫头都回去！”这个泼妇两手叉着腰，脸上涨成猪肝色，翻着白眼，直着嗓子骂，存心要将这三个新工人打个下马威。
福根嫂气得眼泪夺眶而出。她挺了挺身子还想争辩。雪莲暗暗拉了娘一下，才使她清醒过来，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那女工头见他们都沉默无言，以为对方已经低头臣服，心里十分得意，鼻子里“哼”的一声，说道：“跟我来！”她扭动着肥大的屁股，来到一排缝纫机前用手指着说：“这台，这台，这台归你们用，不得损坏了，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白福根知道这话的分量。他对缝纫机可是个行家，就拉过凳子坐下来试机，果真发现其中两台机声音粗糙、断线、跳针、不能使用。他连忙向女工头提出调换要求。她横眉竖目很不耐烦，冷冰冰的盯了白福根一眼说：“这些机都是一等的外国货，为啥不好用？我今天看在你们新来的份上给换了，下次再要换车，你们就滚吧！”她说着另派了两台更老旧的，随手发了三张工卡和饭卡说：“你们先到收发室去领衣片。”说完就摇着大屁股走了。
白福根从地板上拾了些碎布条，三人开始清理缝纫机，并再次试车，发现其中一台跳针非常厉害，不能使用，雪莲急得哭出声来。这时近旁有个三十多岁胡子拉茬的男工悄声说：“你们不要再去找‘鲨鱼头’！现在乘他们不在，赶紧自己去挑一辆，调换一下就是了。”
白福根原是个守规矩的人，当被逼急了的时候，为求生存也就不惜冒险和违规。急忙去检验近旁的几台缝纫机，挑了稍好的一台，夫妻两个七手八脚把那台坏机调换了，随后谢了那个工人。在交谈中知道他叫李阿旺，大家都称他“阿旺叔”。他热情地告诫这三个新来的工友说：“这厂好似阎王殿，工人们天天过着‘滚钉板’的日子，所以都做不长，大多满一个月后领了工资和一点米就走，自己做了四个月算是这里的老工人了。”雪莲听了这番话，整个人好似掉在冰窟里。
“车到山前必有路”。白福根一咬牙，带着妻女去收发室领了三大包衣片，因为三个人一天要做六套军服的定额，它堆在车脚边像座小山。雪莲心里十分犯愁，“自己小时候在鞋帮厂玩过缝纫机，可以踏转，但从来没有做过衣服，妈妈也没有缝衣的经验，这许多衣服全靠父亲一个人完成，必然要把他累垮的！”
这是一次玩命的劳作。白福根当然知道自己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就立刻拆包检查，发现六套衣裤竟有四个尺码，赶紧分档放好，如果把尺寸配错做到一半再返工那就糟了。接下来他向妻女仔细讲解成衣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刚说完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铃声。
这时坐在那里工作的许多工人都急忙跳起，拿着盆子般的大饭碗，以冲锋的速度直向楼下奔去。旺叔一面奔，一面对白福根叫喊：“快，快拿碗去食堂吃饭，晚了就没饭了！”雪莲赶紧手忙脚乱从包袱里拿出三个洋铁碗来，三人快步往饭厅赶去，还是成为最后者。
雪莲一进饭厅就把她吓坏了，只见许多蓬头垢面的工人，伸出满是污泥的脏手，围着三个木质的饭桶在蜂拥推挤着、拉扯着、拳打脚踢着、恶毒污秽地咒骂着、拼命地在那桶里抢饭。一个男人拿着一大碗饭，举得高高的要从人群里向外挤，而外面的人都拼命地往里涌，大家各不相让，在推挤中，这人手里的饭盆跌落，米饭洒落一地，这时他像疯了一般，揪住面前的人挥拳就打。没想到周围一群人对他占先抢走一大盆米饭心里早就妒恨，现在又被他的饭粒沾满衣襟更是有气，就乘此机会，群起而攻之，立刻把这人打得鼻青眼肿，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说：“我家里还有三个人等着吃饭呢，叫我怎么办呀，嗬嗬……”
等雪莲拿着饭碗赶到另外两个饭桶时，那里的米饭已经被抢空。白家三人只能刮着桶底的一些剩饭，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肮脏饭块，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去笼屉里各拿了一盆菜---肉糜白菜拼黄豆芽。名字叫得好听，只是上面米粒大的肉屑仅十几粒，算是见了荤。那黄豆芽竟有一半是烂的，吃在嘴里很苦，雪莲实在难下咽，就把半盆烂豆芽倒了。
旺叔过来皱着眉对雪莲说：“小姑娘，你没吃饱吧？这里吃饭要练快、准、狠的功夫，就是一听到铃声，两腿要跑得快，看准饭桶就下手，狠狠地挖它一大碗。厂里的工人都是饿死鬼，人人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吃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每顿饭都像打仗一样，你下次就得学着点。”
雪莲抬眼去看那些在吃饭的男女工人，他们个个蓬头垢面，面色焦黄，颧骨高耸，嘴唇乌青，两眼无神。可见这里生活的艰难，劳动的繁重，心境的恶劣，一切的艰难困苦都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了。
下午白福根分派妻女学做直缝的简单工作，自己专拣缝门襟，上衣领，装袖子，缝裤带等要求比较高的活干，把他累得够呛。
整个车间里响着缝纫机工作时轧轧、嗖嗖、咯噔、咔嚓……的响声。到了傍晚四时左右，工人们络续将成衣送进收发室，就传来日本宪兵的吼叫声和尖锐的哭喊声。三个挨打的工人，脸颊红肿哭着，捧了一大堆返工的军衣，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白福根想知道他们挨打及返工的原因，以便自己吸取教训，就过去询问那个正在伤心落泪的阿秀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