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走了，是去了天堂，还是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对去世的人总爱这么说。是真有这么个去处，还是借用宗教的说法以慰逝者，不得而知。我倒希望人死了真有灵魂，灵魂真有归宿，不至于飘荡在人类肉眼见不到的太空。倘若灵魂真有归处，我亦愿追随前往，找一块净土居住，与之讨论没完没了的人间俗事。
此前一个多月，发去好多信息，未见她回一字。打了两次电话均无人接听，心里没底了。联系两位同学询问，无果。21日晚，儿子带我去她家，发现她不在。左先生说她又去住院了。老人家也许因为年事已高表达不清，也可能不完全了解，似乎芳的病情不是很严重，只是与她近20年前生过的白血病有内在联系。说最近已经好转，扶着轮椅可以站住，过几天就会出院。是安慰我呢？还是别人如此安慰他？扶着轮椅方可站住的人能出院吗？我的心情越发沉重，要了芳的住院地址。
22日上午，我的孙子请假陪我去楚州河下接了凤兰，一起去医院看芳。芳住一号楼六层血液病房16床。而16床的病人躺着并戴了口罩，发型也不对，我以为搞错了，退出病房询问门口义工。芳听到有人说她的名字，让陪床亲戚出来叫我们。16床戴口罩的竟然就是她，见到我们，口罩并不取下，说话声音很低，我有轻度耳聋，听不清楚具体说什么。只观察她漏出口罩外面的面容，人是瘦了一圈，面色腊黄。
凤兰听清了几句：医生很多天不准她吃饭，每天靠挂营养液维持生命。还说曾经去南京医院看过，人家让她回本地治疗。不能长时间打扰她，我们呆了十几分钟便告辞，她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其他同学。说话时始终没有摘下口罩，估计医生不允许。可见她的病情严重程度，已经毫无抵抗力了。离开她以后，去护士台打听她的病况，护士表示这是病人的隐私，不可以随便告知他人。凤兰比我敏感，说南京叫芳回本地医院治疗，表明已经没有希望了。
离开医院第二天，我去了南京溧水兄弟家几天，每天都被不详的预感包围着，心里装满了她。本打算11月初回家，考虑再走淮安看看她，结果30号接到凤兰的电话，芳已经于上午9点25分离世，是芳的家人用她的微信发在朋友圈里，而我这几天根本没看朋友圈。
31日上午7点50分，我乘上南京溧水开往淮安的班车，到达淮安已经12点多。午饭后，去楚州河下接了凤兰 ，到长江路与天津路交汇路北，与等候我们的采巨宏、孟令宇、张丹红、张祥法、徐南云、贾宝昌、朱崇左等同学会合，一起去了芳家。进门所见是灵堂，芳躺在从殡仪馆租来的水晶棺内，上面盖了一块红绸子，连头都盖着 。我向她家人提出揭开红绸 ，看一下她的仪容。红绸揭开，我痛彻心扉，禁不住泪下失声，各位学友也都鞠躬致意。从此 ，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也是唯一能够听我论东道西的人。
人们都说人生苦短，其实有时也觉得很长，特别是艰难时世。日子要一年一年的过，一月一月的过，甚至是一天一天的熬。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了国家的困难时期， 也走过了人生的艰苦历程。在人生的艰难经历中，芳的身心承载过重，自尊心又太强，许多本不该她承受的压力：娘家的、夫家的大事小事一律由她一人扛着。事业上又不甘人后， 奋力打拼，拼出一个教授的身份，也拼出一场病来。老天眷顾她是好人，让她多活二十年，对于她已经是一个奇迹。退休之后，还要照顾比她大十多岁、体弱多病的丈夫，惦记着为学业拼搏、尚未婚配的女儿。残留的癌细胞隐藏在体内，繁殖着、变换着形态，终究夺去了她的生命。
每个来到人间的生命都具有偶然性，茫茫人海之中，能成为同学、朋友也属偶然。假如没有1977年的高考改革，假如高考改革我们不是同一年参考，假如我们报考的不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我们也不会成为学友，因此同学之情值得一辈子珍惜。真正的朋友是无需朝夕相见的，毕业之后，大家踏上各自的人生旅程，渐行渐远。我与芳十几年未通音信，不知对方具体单位，纵有青鸟也无法传书。
重新见到芳是21世纪初 ，她已经是某学院教授，女儿毛毛上高中三年级，而我已经退休在家。因为手机、电脑普及，联系不再中断，同学情谊与在校期间相比，有增无减。2015年4月与去年11月初，我两次住在她家，我们每天漫步于玫瑰园之中，亦或徜徉于里下河两岸风光带。讨论过老子《道德经》，分析过人性与国民性，谈论过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与之畅谈，消除了多年郁积我胸中的块垒。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加上读了些书，又有爱思考的习惯，难免有些见解想与人交流。可惜能听我说话，我又想与之说话的人，生活圈里不是容易找到，芳是唯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是她先走了，我还得留下，也许还有些剩余时光需要打发。没有了芳，只好从新闭关，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