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七十一）：不恶小人，有礼君子。
民国六年的料峭春寒中，一战的胜败之局已见分晓，“战胜国”的名头摆在那里，北洋庙堂在列强的角力中自然也受到波及。在宦海风向还不明朗之际，北洋群雄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是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的矛盾，所以在对德宣战的态度上也表现各异。不过正如杨增新所言：“武戏演几出，文戏亦应演几出，若尽演武戏，则人人皆不欲观已。”是年二月二十日，此时北洋军阀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北洋军阀元老冯国璋，以“疏通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的名义动身北上，一路上对沿途各省北洋军阀的态度进行了一次摸底，津浦路沿线成为这位“长江三督”之首的表演舞台。
其后，安徽督军倪嗣冲陪同冯国璋到徐州，“长江巡阅使”张勋亲自到车站迎接，三人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了一次会谈，冯国璋定下的调子是应该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与倪嗣冲和张勋的意见，非常默契的保持一致。冯国璋乘坐的火车经过济南时，山东督军张怀芝也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才折回济南，不用说态度也是和冯国璋不谋而合。两天后抵达天津时，直隶督军朱家宝也登车陪同冯国璋到黄村，自然也是一番通气。冯国璋的入京，段祺瑞本认为自己主张宣战又多了一个帮手，其实这群北洋袍泽完全不具备段祺瑞的远见，这些俨然诸侯的“草头王”，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地盘与人马是否会因此受损。
但是，这些不仅是北洋群雄的小算盘，也与总统黎元洪的局限歪打正着。黎元洪及其幕僚团队，如哈汉章、金永炎等人都是想借助对德态度问题上推翻段祺瑞，至于宣战与否，是否有利于北洋，是不愿多加考虑的，黎元洪的局限就在于此，而且已经开始物色取代段祺瑞的人选，他希望由王士珍或者徐世昌出面继任阁臣之首。段祺瑞的远见无论在北洋军阀地方实力派，亦或是黎元洪阵营看来，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段祺瑞提出的参战筹码，“除德国赔款全部撤销外，缓付庚子赔款”，“废止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军队”，说明刚愎自用的“北洋之虎”，既有一种与洋人叫板的桀骜，也有一种卓尔不群的远见。然而黎元洪的局限以及北洋袍泽的不理解，段祺瑞举步维艰。
最终，段祺瑞携全体阁员在是年三月四日，请黎元洪在“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结果却是一番争执之后，面对木头人一样不再言语的黎元洪，段祺瑞只得“半鞠躬”一声不响地退出来，在当天晚上没有与黎元洪作别，即乘车前往天津准备辞职。黎元洪召集冯国璋、王士珍以及徐世昌商量对策，徐世昌对于阁臣之首，王士珍对于陆军总长，都是极力推辞不肯担任，冯国璋在获得黎元洪让步的承诺之后，出面请段祺瑞返职，并陪同段祺瑞一起谒见黎元洪。段祺瑞先是向黎元洪“一鞠躬”，接着坐下来严肃地谈了有利理由，黎元洪终于可以严肃地听着，却没有开口说话，这位善于沽名钓誉的宦海演员，似乎看透了“段芝老”的目光所及。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