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13天《万章上 凡九章》9.6
原文阅读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字词注释
[1] 阳城：山名，在今河南登封北。
[2] 箕山：在今河南登封东南。
[3] 启：禹的儿子。
[4] 丹朱：尧的儿子，名朱，封于丹，所以叫丹朱。
[5] 伊尹：汤之贤相，曾辅佐汤伐桀。
[6] 大丁：汤的儿子，未立而死。外丙、仲壬：皆为太丁的弟弟。
[7] 大甲：大丁的儿子。
[8] 桐：在今河南商丘以西。旧说桐是汤的葬地，故流放太甲在此反省。
[9] 自怨自艾（yì）：自我怨恨，自我改过。
[10] 亳（bó）：汤国都。
[11] 后：君王。
译文参考
万章问道：“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道德就衰败了，天下没有传给贤人却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过去舜向天推荐了禹，十七年以后，舜去世了。三年服丧期一满，禹就去了阳城以回避舜的儿子。可是天下的百姓都追随禹，就像当年尧去世以后，百姓不追随尧的儿子而追随舜一样。后来禹向天推荐了益，七年之后，禹去世了。三年的服丧期一满，益就去了箕山之北以回避禹的儿子。但朝见天子和打官司的人都没去益那里，而去了启那里，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啊！’唱赞歌的人也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啊！’尧的儿子丹朱不贤能，舜的儿子也不贤能。舜辅佐尧，禹辅佐舜，时间都很长，施恩于百姓的时间也就长。启是个贤能的人，能够认真地继承禹的传统。而益辅佐禹的时间不长，施恩于百姓的时间也就不长。舜、禹、益相隔时间的长短，他们的儿子是否贤能，这都是天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没有人叫他们做他们却做到了，这是天意；没有刻意去做却得到了，这是命运。一个普通人如果得到天下，那他的德行一定像舜和禹一样，还得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即使是孔子也没办法拥有天下。靠世袭得到天下却被天所废除的，一定是像桀纣一样残暴无道的，所以益、伊尹、周公便不能拥有天下。伊尹辅佐汤统一了天下，汤去世后，大丁未立就死了，外丙在位两年，仲壬在位四年。大甲即位后破坏了汤的法度，被伊尹流放到桐。三年之后，大甲终于悔过，自我怨恨、自我改过，在桐恪行仁义之道；又过了三年，能完全听从伊尹的训导了，就重新回到亳都做天子。周公没能拥有天下，就好像益在夏朝、伊尹在殷朝的情形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把天下禅让给贤能的人，夏、殷、周朝却世袭给子孙，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核心内容解读
万章与孟子关于"禅让制"与"世袭制"的对话，表面上是在讨论历史传承的形式问题，实则触及了政治权力的根本合法性来源。孟子没有简单地从制度优劣的角度回答，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无论是禅让还是世袭，其合法性基础都在于"天命"，而天命的实质则是"民心"的向背。
孟子以历史事实为据，指出大禹并非刻意将权力传给儿子启，而是启因其贤能获得了民众的认可。舜传禹，是通过17年考察期，使禹"施泽于民久"，最终获得天命认可。禹传益，虽经7年培养，但益"施泽于民未久"，导致民众选择启。启继位，虽属传子，但因"能敬承继禹之道"，仍符合天命要求。这三个案例构成递进式论证，说明传贤与传子都需接受天命检验。
当"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当"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时，这已经表明民心所向。孟子敏锐地观察到，政治权力的转移不是由形式上的制度决定的，而是由更深层次的民众意愿决定的。他总结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这里的"天"不是神秘莫测的意志，而是通过民众选择显现的历史必然性。这里的"天"并非人格神，而是通过"民受之"来体现的民意基础。正如尧传舜时"暴之于民而民受之"，禹传启时"天下之民从之"，都体现了天命与民意的统一性。
孟子进一步提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揭示了政治权力转移中的客观规律性——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历史进程。当社会条件、民众心理和领导者素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时，就会形成某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天命"的实质内涵。孟子以此解释了为什么孔子虽有圣德却不能有天下，为什么益、伊尹、周公这样的贤臣也没有成为君主，原因就在于缺乏"天子荐之"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基础。
由此，孟子构建了双重合法性标准：形式合法性：需有前任君主的推荐，如舜荐禹；实质合法性：必须获得民众认可，"民受之"。当两者冲突时，实质合法性高于形式合法性。益虽有禹荐，但未获民受，故失去继承资格。通过孔子"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的论断，孟子将禅让制与世袭制统一于"天命-民心"的理论框架中。这种解释既维护了儒家推崇的尧舜之道，又为周代宗法制度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无论是禅让还是世袭，其背后的原理是一致的——权力传承的正当性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符合天命（民心）。
孟子通过构建"天命-民心"的政治哲学体系，既批判了简单化的"德衰"之说，又为政权传承确立了超越个人意志的客观标准。权力的合法性不在于选举形式本身，而在于治理者是否真正"施泽于民"，是否通过长期的良好治理获得了民众的真心拥护。
当孟子说"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革命权理论：暴政因其失去民心而自动丧失合法性。这种思想对后世"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思想对当代政治仍有重要启示。在现代社会，"天命"可以理解为人民的普遍意志，"民心所向"则表现为公民的理性选择。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之伦理思想（五）（节选）
四、居仁由义
孟子推崇道德价值，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具有天赋善性，即生而俱有仁义礼智之端，倘若人们自暴自弃，丧失了天赋善性，也就与禽兽无异。所以道德价值实质就是人生价值所在，“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因此人们应当志于仁义，居仁由义，自动奋发，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
孟子肯定道德的力量，认为德性修养决定着人们的荣辱与生死。“仁则荣，不仁则辱”，仁人无敌于天下；反之，“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就是说，一个人能居仁由义，依仁义而行，就能荣耀，不然就会被人奴役，遭人污辱，甚至“四体”不保。
孟子认为道德还关系着国家的安危与得失，因为“得道者多助”，倘若人人都能加强道德修养，做到“亲其亲，长其长”，则国家安定，天下太平。而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在上位者的道德修养对国家命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反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只要在上位者努力行仁，则所向无敌，统一天下，安定天下，治理天下，易如反掌；否则则终身忧辱，甚至陷于死亡。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教训，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一再证明天下兴亡、国家安定，都与执政者的道德修养密切相关。
孟子认为良好的道德修养是快乐的源泉。他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又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还说：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人生的快乐来自于事亲孝、事兄悌，而且孝亲敬长，只要符合中道，无过无不及，始终如一，就没有缺憾。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反省一生种种过往，自己没有“放心”，依然善心“有诸己”，怀有赤子之心，人生之乐莫过于此。求福避祸是人们的普遍心理，然而现实生活中，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但是在孟子看来，德福是一致的，因为真正的幸福是心灵安适和精神愉悦，是扩充四心，完善自身，超越生理层次的物我，成就具有四德的自我。君子“三乐”之说，表明孟子认识到德福之间确有着某种一致，“这三者其实都涉及道德问题，尤其是第二乐，就是说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就是一种福，这其实是为德福一致开辟了一条重要的主体连接通道”。
从其道德价值观出发，孟子提出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求，所以声色货利、高官显爵，并不是人生价值所在；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完善和实现自身固有的善性，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兼备的贤德之士；生命的价值要以是否符合仁义礼智四德的要求来衡量。
由此孟子主张人们要居仁由义守礼，时刻保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尊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孟子以“广居”喻仁，以“正位”喻礼，以“大道”喻义。要求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务求一言一行与仁、义、礼相符。出仕为政，显达得志时，“以道殉身”，积极行仁弘道，泽加于民；穷困失意时，“以身殉道”，坚持原则；既不因富贵而荡其心、背离仁道，也不因贫贱而消沉，甚或变其节，改变操守、放弃信仰；更不为强权、威势所逼而枉道从人、屈服退缩。唯其如此，才真正实现了人生价值，堪称大丈夫。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周淑萍，中华书局，2020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