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31天《公孙丑上 凡九章》3.3
原文阅读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字词注释
[1] 假：借。
[2] 待：依靠。
[3] 赡：足。
[4] 七十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七十子为通称。
译文参考
孟子说：“依靠武力假借仁义的能称霸天下，称霸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依靠道德施行仁政的能天下称王，称王不需要国家的强大，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地方，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地方，成就大业。依靠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从心里服从他，而是实力不足。依靠道德使他人服从的，是心中高兴出自内心的服从，就像七十子服从孔子那样。《诗》中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人不服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与“霸道”的核心理念分野。在战国群雄逐鹿的烽烟中，孟子以其睿智的目光穿透了武力征伐的表象，掷地有声地提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力假仁的霸道指借助武力并假借仁义之名实现统治。孟子认为这类统治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是民众因力量不足而被迫服从。如春秋五霸虽标榜仁义，实则依赖军事威慑维系霸权。以德行仁的王道，则强调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通过仁政使民众“中心悦而诚服”。这段一百多字的论述，不仅构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范式，更为中国文明注入了绵延千年的价值基因。
孟子以“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历史叙事，颠覆了“大国称霸”的世俗认知。商周先王以小邦成就王业的典故，揭示了一个革命性的真理：真正的统治合法性源于“中心悦而诚服”的道德感召。这种将政治规模与道德境界倒置的论述，直指战国诸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现实困境。当齐宣王炫耀“寡人有疾，好勇”时，孟子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重新定义武力价值，在道德与强权的永恒辩证中，肯定了必要暴力的同时，也为其套上了道德的缰绳。
公元前4世纪的华夏大地，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裂变。商鞅在秦国推行“斩首授爵”的军功制度，张仪穿梭列国兜售“连横”权谋，孙膑桂陵马陵的奇谋折射出战争艺术的精进。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孟子周游列国宣扬“仁政”，不啻为逆流而上的思想壮举。他刻意淡化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的暴力记忆，将商周革命重塑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道德剧，实为对抗法家“当今争于气力”论断的话语策略。
文中引述的“自西自东，无思不服”出自《大雅·文王有声》，这种诗学权威的运用暗含精妙的政治智慧。当孟子将孔子与七十弟子的师徒伦理比拟为理想君臣关系时，实际上构建了“道德共同体”的政治范式。七十里、百里的数字象征，既是对“仁政始于足下”的隐喻，也暗合《周易》“文明以止”的教化理念，使王道教化超越地理疆界，成为普世性的文明标准。
王道霸道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中一直以各种形态延续。荀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主张王霸并容但以王道为本。商鞅反其道而行，推崇“强国之术”的霸道。 汉代董仲舒将王道与“天人感应”结合，宋代理学家程颢强调“王道顺天理，霸道济私欲”。在历史实践中也发生着演变，战国时代，孟子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王道政治理想； 汉唐时期，汉武帝“外儒内法”、唐太宗“贞观之治”均体现王霸并用思想； 明清时期：王阳明心学将“致良知”与王道结合，强调“知行合一”的治国实践。
当年被诸侯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学说，最终熔铸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当我们在北京故宫看到“建极绥猷”的匾额，在首尔景福宫读着“尧舜之道”的汉文碑刻，便会懂得：真正的王道，从来不是武力划定的疆域，而是文明浸润的深度。
孟子的王霸之辨穿越千年仍具生命力。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以德行仁”强调的价值观感召力，比“以力假仁”的硬实力更可能构建持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韬略治要》所言：“结之以仁信，示之以武威”，这或许是大国崛起的终极智慧。
背景知识介绍
国家应该如何治理之王道与霸道（一）
乱世之秋
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乱世之秋，情况越发糟糕，用孟子的话说叫作“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在我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个时候，周天子有很强的权威，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对周天子负责。从天子到诸侯到大夫，等级分明，由严格的礼乐制度管理。哪个地方出了乱子，周天子便把军队开出去讨伐平定，诸侯、大夫一般不敢乱来。西周盛世就是这样治理的，社会太平，井井有条。
到了春秋，情况就不一样了。西周盛况已成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天子的权威不断萎缩，诸侯的权力不断膨胀，周天子甚至连诸侯的任命也管不了了。春秋200多年中，周天子任命诸侯史书记载只有9次，就连这9次也不是诸侯前往周天子住处受命，而是周天子派遣使臣前去宣命的。诸侯篡弑废立，相互攻讦，战事不断。这段时间光是史书记载的战争就有1200多次，周天子自身难保，也奈何不了他们。
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更是典型的乱世之秋，情况越发糟糕，用孟子的话说叫作“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1章）。周天子名存实亡，政治失控，世无规矩，诸侯国各自为是，兼并争霸，恣意妄为。据史学家统计，战国242年之间，见于记载的战争有460多次。虽然次数比春秋少，但不论是战争的规模、时间的持久，还是残酷的程度，都是春秋不可比拟的。“争地而战，杀死的人充满原野；争城以战，杀死的人充满城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14章）这正是对当时真实情景的生动写照。
不仅战事不断，百姓的生活也极端恶化。一次，孟子在齐国讲，在理想的情况下，贤明的君主规定民众的产业，应当是上足以事奉父母，下足以蓄养妻儿，丰年能够温饱，荒年不至饿死。可现在的情况却是，上不足事奉父母，下不足蓄养妻儿，丰年艰辛劳苦，荒年免不了死亡。（《梁惠王上》7章）邹国的情况更加糟糕，年老体弱的在荒野奄奄一息，年轻力壮的逃难于八方。（《梁惠王下》12章）
期望治世
虽然孟子生于乱世，但当时周朝开国已经700多年了，早已超过500这个限度。王者和名世者理当出现，乱世理当转为治世，社会发展理当完成由乱到治的第三个周期。
孟子意气风发，充满自信。“社会产生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动乱。”（“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9章）这是孟子观察历史得出的结论。
这种由乱到治的情况，在孟子看来，在他之前至少有两个半周期了。在尧的时候，洪水泛滥，龙蛇横行。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洞。民无定所，人无安居。大禹前去治理，掘地引水，把洪水注入大海，把龙蛇赶到泽地，消除鸟兽的侵害，百姓才得以在平原上安全地居住。这是一次由乱到治。
尧舜去世后，圣人之道衰微，暴君接连出现。毁坏居室做池沼，民众无处安息，废弃农田作园苑，民众不能谋生。到了殷纣的时候，更是天下大乱。周公辅佐武王与暴君征战整整三年，诛杀殷纣，消灭佞臣，灭除敌国，驱赶猛兽，结果民众大悦，天下太平。这又是一次由乱到治。
在这之后，周室衰落，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弑君，子弑父不断出现。孔子为之忧虑，作《春秋》，乱臣贼子为之恐惧。但孔子的努力并没有使社会进入治世。孔子之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邪说诬民，仁义充塞，社会再度陷入乱世。
面对这样的乱世，孟子坚信治世即将到来。
孟子有段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13章）每500年必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其间必有著名于世的贤人出现。从尧、舜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都是500年。所以500年中，一定会有像尧舜这样的王者出现，以及像皋陶、伊尹这样的名世者出现。随着他们的出现，社会也将由乱转治。
虽然孟子生于乱世，但当时周朝开国已经700多年了，早已超过500这个限度。王者和名世者理当出现，乱世理当转为治世，社会发展理当完成由乱到治的第三个周期。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孟子与中国文化（修订版）》，杨泽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韬略治要》，高宏存 主编；岳文典 编著；张银 编著；张红岭 编著；，东方出版社·嘉睿图，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