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7天《公孙丑上 凡九章》3.1
原文阅读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字词注释
[1] 公孙丑：公孙，姓。丑，名。孟子的学生。
[2] 当路：当道，意为执掌政权。
[3] 许：兴。
[4] 曾西：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
[5] 子路：即仲由，孔子的弟子。
[6] 蹵（cù）然：吃惊的样子。
[7] 先子：已去世的长辈，指曾参。
[8] 艴（fú）然：恼怒的样子。一作“勃”。
[9] 曾：竟然。
[10] 由：通“犹”。
[11] 洽：周遍。
[12] 贤圣之君六七作：商自成汤至于武丁，中间有大甲、大戊、祖乙、盘庚。作，兴。
[13]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五人皆商朝贤臣。
[14] 镃（zī）基：锄头。
[15] 置邮：古代传达命令的驿站。
译文参考
公孙丑问道：“假设先生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子的功业能复兴吗？”
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有人曾经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更有贤德？’曾西不安地说：‘他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谁更有贤德？’曾西马上变得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把我和管仲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任是那样的专一，行使国家的政权是那样的长久，功业却是那样的微小，你怎么能把我和他相比！’”孟子又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学习的，你认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公孙丑说：“管仲帮助桓公称霸天下，晏子使他的君主天下扬名。二者还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凭齐国的实力称王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如果这样，学生就更加困惑了。像文王那样的德行，活了百岁才去世，仍没有把仁德遍施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的遗志，然后恩泽天下。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难道文王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我们怎么能跟文王相比呢！从汤到武丁，圣贤的君主有六七个。天下人归服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就更难改变了。武丁使诸侯来朝，一统天下，就像把它放在手掌中转动一样容易。商纣距离武丁时间不长，当时的勋旧世家、善良习俗、先民遗风、仁惠政教，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这些贤能的人来共同辅佐他。所以统治了很长时间才亡国。没有哪一寸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哪一个百姓不是纣王的臣子，然而文王还能凭借方圆百里的地方创立伟业，因此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齐人有谚语说：‘即使有智能，还得凭借形势。即使有锄头，还得等待农时。’现在的形势实行王政容易多了。夏后、商、周最兴盛的时候，国土没有超过一千里的，而齐国却拥有这样辽阔的土地；鸡鸣狗叫的声音到处听得到，齐国有如此多的民众。国土不必再开辟了，百姓不必再增加了，实行仁政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挡得了。况且圣王不出现，没有比现在更长久的了；百姓被暴政虐待，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选择饮料。孔子说：‘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施行仁政，百姓的高兴，就像倒吊的人被解救一样。所以付出古人一半的努力，而成效却是他们的一倍，只有现在的形势才能办到。”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对话展现了孟子对仁政思想的深刻见解，体现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
首先，孟子指出了王道与霸道之辨的深层意蕴。孟子通过曾西之口贬抑管仲，实则是对春秋时期“霸道”政治的否定。李景林先生指出，孟子对管仲的贬抑并非否定事功本身，而是批判其“以力假仁”的功利主义本质。他认为，孟子通过曾西“艴然不悦”的态度，揭示了儒家对政治伦理的严格区分：管仲虽成就霸业，但其“尊王攘夷”只是停留在武力威慑层面，维系表面秩序，未能触及政治伦理的根本，未能建立基于仁心的政治本体。晏婴虽有贤名，终究是权宜之臣。孟子将这类政治实践定义为“功烈卑也”，因其缺乏道德根基，恰如孔子所言“管仲之器小哉”。这种评价背后，是孟子对战国诸侯"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判断。李景林先生特别强调，孟子在此并非否定历史人物的具体功绩，而是通过“辨志”（辨析动机）确立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
其次，面对公孙丑的质疑，孟子展现出对历史时势的辩证分析。他比较了文王时代与战国时期的政治生态：前者面对的是尚存余温的殷商正统，后者则处于“民之憔悴于虐政”的绝境。通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的齐谚，孟子揭示出政治实践的双重维度——既需要内在德性，更要把握外在时势。这种认识突破了传统儒家单纯强调道德修养的局限。
针对孟子“乘势待时”的论述，李景林先生提出两点创见：一是“势”的双重维度：既包含客观历史条件，如齐国已有“地千里、民稠密”的物质基础，更指向主体对天命民心的把握能力。这种解释突破了将“势”简单等同于客观环境的传统认知。二是“时”的实践智慧：孟子所谓“饥者易食，渴者易饮”，被阐释为政治时机的辩证法——乱世中的民生苦难恰恰是推行仁政的最佳切入点。李景林先生认为，这种思想将儒家“时中”智慧发展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治策略。
第三，孟子论述了仁政实践的现实可行性。孟子以齐国现状为样本，构建起仁政实践的可行性模型。他观察到齐国已具备“地不过千里”“民不改聚”的物质基础，这正是实施仁政的先决条件。更关键的是，他提出“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民心向背理论，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切实需求之上。李景林先生通过分析“倒悬”隐喻，强调孟子将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归结为民心的即时响应，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家对礼乐制度的过度依赖，不仅超越了孔子“克己复礼”的保守倾向，更为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此外，本篇对话中揭示儒家道统观的深层逻辑，对圣贤谱系有重建意义。孟子对文王与管仲的对比，从精神传承维度看，文王代表的是一种“德性生命的绵延”，其百年未洽天下恰说明王道实践需要内在德性的累积；管仲象征的则是“工具理性的膨胀”，虽能快速见效却导致道德根基的瓦解。孟子对管仲的批评，本质上是对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预警，这对当代社会发展同样具有警示意义。
这段对话最终指向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唯有通过“行仁政而王”的彻底革新，才能实现“保民而王”的政治理想。其以“解倒悬”喻仁政之效，既是对战国现实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创造性发展。这种将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进路，使孟子的仁政学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重要源头。孟子将政权合法性从“天命—血统”转向“民心—德性”，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伦理参照。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在历史中政治地位的变化（下）
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从整体上说，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君主集权制，孟子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句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说：“此非臣所宜言者。”他不能容忍孟子关于君臣之间应当在人格上平等的思想，因此，决定罢黜孟子配享，并且下诏，如果有敢于进谏者，以“大不敬”之罪论处。这时朝廷上下震动很大，但无人敢言。当时，有一位朝臣钱唐敢于抗命，站出来冒死进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朝臣们无不为之担忧。朱元璋知道，如果真的给钱唐治罪，难以征服人心，于是以其态度诚恳而不予治罪，孟子配享也恢复了。但是，对于孟子的大不敬的言论，他是决不允许的，最终还是命令儒臣审查《孟子》全书，将其中不利于君主独裁的八十五条统统删去，重新编成《孟子节文》一书，使其在世间流传，《孟子》原书再不能作为考试命题、科举取士之用。这当然是读书人所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虽然用皇帝的权力删削了《孟子》，但是，他所编成的《孟子节文》，却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流传于世。因为孟子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真正流传于世的，还是原来的《孟子》。这就证明，用政治手段压制一种思想，只能得势于一时，却不能长久。
当中国开始进入近代，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康有为领导的改良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正当中西文化交汇之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宣传民权和议会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从孔孟那里找到了精神支柱。他除了提倡春秋公羊学，对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给予了极高评价，赋予新的内容，作为他的变法改革的理论依据。康有为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又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知此义者，孟子而后，其绝矣乎！绝之者盖二千年矣。恻恻哉！大道之晦，生民之艰，而遂至此乎？”康有为将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视为二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绝响，这是对孟子的最高评价，其目的是从中挖掘出民主思想，批判秦以来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只知君国为重乃大，以民为轻，于是两千年来，民功遂歇绝息灭于天下”。用孟子思想批判专制制度，康有为是第一人。
康有为作《孟子微》（1901），全面发挥孟子的思想，其中不乏用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念解释孟子的“民贵君轻”等学说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开了近现代用西方观念和方法解释中国哲学文化的先河。比如他明确指出，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是立民主制太平之法，是以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这些议论当然并不完全符合孟子的原意，但也并不是毫无中西比较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解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有其历史意义。而孟子正是在这种历史变革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效应。
康有为提倡公羊学，阐发“孔子作《春秋》改制之义”时，也很重视孟子的作用。他说：“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孟子继四圣之功，不言其德，唯言《春秋》，孟子私淑孔子，必不谬矣。”所谓“不谬”，是说孟子继承了孔子“春秋改制”的“微言大义”，因此，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从此以后，孟子所受到的赞扬或批评，都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完）
参考资料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