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执成超越，大善铸大心。”这两句要义点出了雪漠心学不同于以往心学的关键处。以阳明心学为参照，阳明心学作为儒家心性学说发展的集大成，加之择取了佛道两家的精要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阳明心学因注重事功，而不重破执超越，这样，在解决罪恶问题上便难免力有不逮。许多信奉阳明心学者，都容易因善恶标准的参照体系问题，产生一些弊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些信奉阳明心学的大家，可能在建功立业的目的下注重杀戮，崇尚暴力，如曾国藩，如日本军方的阳明心学信仰者。
王阳明在晚年时提出了“四句教”，对其思想体系进行了高度概括，四句教也被认为是阳明心学的精髓要义。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简单说来，在心之本体层面，善恶二元对立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在意识（心念）层面，有善念和恶念的区分；在良知层面，即道德层面，要能够判断善恶；在行为（格物）层面，有行善与作恶的区别，因此要为善去恶。那么一个人要修习阳明心学，就要从行为、心念、良知到心之本体不同的层面，去修行并达到相应要求。严格地说，阳明心学的体系是完整而严谨的，把儒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因王阳明是天纵奇才，且能着力用功，是上根利器之人，很难复制，阳明心学在方法论上没有留下像禅宗那样严格的次第和实践印证，要是其后学（注：【阳明后学流弊】清代学者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阳明后学的狂慧流弊表现为：一者不重踏实修持；二者不重经典学习）没有像王阳明那样的用功和体悟，只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容易流于狂慧，很难达到破执超越。“无善无恶心之体”从表面上看与佛家文化的超越二元对立非常相似，但从究竟意义上看，阳明心学是不是真的让心之本体层面的无分别智慧生起妙用，能在行为层面将其打成一片，缺乏像禅宗那样的诸多实例。并且阳明后学对于“四句教”的理解有很多争议分歧，主要针对无善无恶，以及良知良能不学而有、天然知善知恶等问题。例如，阳明后学中有勇于任事者却陷于功利主义，或者不择手段；又有认为良知本具，知善知恶，不重踏实修持者，陷于狂慧。实际上，在没有经过踏实修行发掘纯然良知之前，一颗蒙尘的凡俗之心是很难知善知恶的，这需要严格的修证，靠机械思维或是自以为是，是发现不了良知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善恶标准的参照体系。阳明心学的心之本体侧重于道德层面，似乎更应该注重善，但有个现象令人费解：秉持阳明心学的人所认为的善，往往只是对其自身及其团体有利的善，对于另一群人很可能就变成了恶。如阳明心学在近代日本大行其道，为日本明治维新及近代扩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侵略扩张和屠杀是符合他们的善恶标准的，但对于侵略对象而言，却是极大的罪恶。究其根本，在于阳明心学善恶标准的参照体系没有脱离儒家的伦理纲常，为了忠君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伤害另一部分人，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善。这种善只是局部的小善，而且很容易翻转为对他人的恶。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