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中的另一半或是子女在没经过其他家庭成员同意的前提下就辞去较好工作的事情并非少见，文中，邓东升也这样做了。人家都是先斩后奏，我弟弟斩了，没奏。这事儿终究被我妈发现了。那天她带着弟弟爱吃的米糕去乘坐88路公交车，结果发现开车的人不是他，随便一问就知道了，弟弟辞职了。后来，她又去找公交公司，以孩子自己做选择，家长没同意不作数为由请领导收回成命。自然，她失败了。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收获，她至少从领导口中得知弟弟辞职那天，陪他一起来的有个穿着时髦的嚼着口香糖的女孩。——不用问，她自然知道是谁！
妈妈在家里骂了弟弟两天，邓东升无动于衷，倒是她自己哭了。那几天，她反反复复的质疑不仅是向弟弟发出的，也有反刍给自己的。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她首先质疑的是，尽管很多国营公司的人都辞职下海，但至少人家干的活儿是和活人打交道的，你一个好好的人不拉活人，跑去拉给死人用的东西，不嫌晦气？弟弟不屑答道，什么晦气不晦气，为活人服务和为死人服务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把我妈一下拉回N年前。熟悉，太熟悉了。这明明就是黄招娣的原话。所以，她接下来几天的质疑都是针对自己发出的。
她先问，邓东升到底是自己的儿子，还是黄招娣的？为啥又被灌了迷魂汤？思来想去，这个答案应该在自己身上。肯定是当年她放弃了改名字留下的祸患。假如不叫“招娣”，也不会有后来这些破事，说不定现在两家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冷静下来后，我母亲则担心起另一件事，那就是我弟弟和好粒谈恋爱到底会不会有下文？这事儿靠不靠谱？她当然问了，但弟弟给出的回复完全不落地，他说，现在这事儿不像以前了，以前只要黄招娣点头就行，现在还有好芳和好英！
从弟弟这里拿不到确定的说法，操心的母亲便采用迂回战术，跟其他人打听。她的走访也并非没有收获。分别是香港的好英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青年，第一次见面就给好莉送了一只包包，好莉把包收了，也背了，但对外说，我喜欢的是包，不是送包的人。香港人没谈上，在家人眼中，只好自降身价，去珠江三角洲找个吧。好芳给她介绍了一个北京小伙儿，对方见了好莉一次就心动了，但好莉不愿意。说，长得还行，但女里女气的，一个男人戴项链打耳钉，恶心。这样的时髦好莉怎会曲解？她不过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罢了。
对此，萧家的大姐二姐都生气了。她们说，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喜欢谁？你愿意就嫁鸡随鸡去吧。随便你！
这算是放弃还是同意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