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就是贾似道于1263年开始推行的“公田法”，这也是贾似道财政改革的重点，说白了就是朝廷强制性地从官员和富人手里购买超出限额的田地，变成公田，交给佃户耕作，以田租来充当军费。
为了顺利推行政策，贾似道以身作则，首先献出自己在浙江拥有的一万亩田地，充当公田，随后一批南宋的皇室宗亲和高官也纷纷效法，献出自己手中的超额田地，给予朝廷。
但是，“公田法”迅速变了味儿：
毕竟，大官僚和地主可以通过贿赂和手中的特权，瞒报土地，于是，负担很快被转嫁到了小地主和普通农户头上，被官府强制要求出售田地。
本来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他们，顿时面临着食不果腹，沦为流民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由于“公田法”制定的目标是购买1000万亩，而南宋朝廷压根没有那么多预算来支付田价，所以贾似道只能用缺乏准备金，不断贬值的纸币和空白的“官诰”，也就是官员委任状来凑数：
原本价格一千贯一亩的良田，官府的强制收购价仅仅是四十贯，而且支付手段一半是不断贬值的纸币，一半是近乎废纸的官诰。
这项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南宋朝廷的财政压力，但也搞得民怨沸腾，直接导致了日后贾似道的倒台。
第二个案例，就是1275年2月爆发的丁家洲之战。
这场战役，也可以被看作是决定南宋覆灭命运的决定性一战。
在此之前，元朝宰相伯颜已经率领大军，攻克了南宋长江防线上的重镇鄂州以及阳逻堡。
在朝廷的严命下，贾似道只得孤注一掷，亲自上阵，临出行之前还给皇帝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出师表”，随后率领13万宋军，2500艘战船抵达丁家洲，也就是安徽铜陵附近。
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南宋最后的精锐之师，这一战，也是贾似道挽救自己名声的最后机会。
然而，想象中的大决战，只进行了一天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兵力还占据优势的宋军，居然一触即溃。
这次失败的外因，是元朝已经建立了一支能够媲美南宋的水师战船部队，还动用了中亚工匠制造的大威力配重抛石机，水陆两个战场齐头并进，互相掩护；
而内因则在于，贾似道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将领们各有各的小算盘。
岸上的陆军统帅孙虎臣，才能平庸，是贾似道一手提拔的新人。
而水师的统帅夏贵，虽然久经沙场，还是贾似道的亲信，但他一方面嫉妒新得宠的孙虎臣，一方面则担心如果宋军得胜，那么自己之前丢掉重镇阳逻堡的责任，就要被朝廷追究；
所以，与其让贾似道领功，自己倒霉，不如消极迎战，大家一起背锅；
反正除了自己的部队，南宋已经没有其他可倚靠的水师兵力。
于是，夏贵索性在开战后不久，借口态势不利，直接撤军。
当然，说到底，战败最终的责任人，除了贾似道，还有对他寄予厚望的南宋朝廷：
在大战即将开打之际，忽必烈依旧没有关上和谈的大门，还在与南宋沟通，这也让贾似道感觉自己还有希望，可以不战而胜，所以对军事方面的布置，自然没那么上心。
而南宋朝廷呢，在危急关头，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北宋开国之初的“文臣管武将”政策，那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一点，宋代军事历史学家曾瑞龙曾经有过深刻的分析与检讨：
两宋时代，朝廷上下，都有一种执念，就是让文臣执掌兵权。
这样做，首先能保证军队的忠诚度；
而第二重好处，据说是：
比起性格急躁、暴烈的武将，文官一般比较老成持重，不会轻易出兵和敌人进行野外决战，而是坚守城池要塞，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文臣还善用智谋，能够在战前有效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正好可以扬长避短，掩盖宋军不善于机动野战的缺陷。
当然，宋代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证明，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在军事方面，贾似道可能是个出色的后勤与行政管理专家，但毕竟不是能运筹帷幄，决胜战场的指挥官，无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制造奇迹。
丁家洲之战后，无论是整个南宋政权，还是贾似道本人，都迎来了命运的急转直下：
在元军随后的东进中，从江东到淮西地区，各个南宋防线据点与重要城市，纷纷不战而降。
而贾似道，则在满朝文武官员的痛骂中，被剥夺了原有的官职和头衔，降为高州团练副使，事实上就是变相的流放；
7个月后，落魄的贾似道在漳州，被负责护送的官员郑虎臣杀死，时年六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