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弃的座位
下课铃声刚刚响起，有时下一节课的学生便已涌入电脑室。为此，我在每个学期初都会立下规矩：请等待预备铃响起，再到电脑室门口有序排队。多数学生能够遵守，但总有例外——就像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规则的挑战者。
ZY便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即便已是六年级，他依然故我。提醒他“时间未到，请在室外等候”，他置若罔闻，径直走进电脑室，在电脑前坐下，然后开始软磨硬泡地请求使用电脑。一旦要求被拒，各种小动作与混乱便随之而来。
“不可以。”这大概是我对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面对ZY，我感到方法的匮乏。最终，我为他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座位：远离其他同学，独自待在角落。那个座位像一座孤岛，确保了他不干扰旁人，旁人也无需被他干扰。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脆弱的“相安无事”。坦率地说，这实质上意味着：我放弃了对他的教学引导。
这种“放弃”，并非个案。在我任教的每个班级里，似乎都存在一两个这样的学生。若不将他们“隔离”，整个课堂的秩序与多数人的学习进程便可能受到冲击。在尚未找到更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前，这种选择像是一种无奈的止损。
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些被称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也形态各异。有的显性张扬，通过不断干扰外界来呼喊关注，有的则隐性内耗，沉默地自我消磨，更容易被集体忽视。因此，在学校这个场域中被看见、被标记的，往往是那些外向的、制造声响的孩子。
我将他们称为“问题学生”，是因为他们显著地偏离了常规的教学轨道：无法专注，言行突兀，既干扰课堂，也常常做出于己于人皆无益的举动。在我的信息课上，我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极为有限。有时，我会允许他们脱离教学内容，在遵守网络安全的前提下自由使用电脑。闪烁的屏幕往往能换来片刻的安静，让他们暂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然而，这份“安静”时常令我感到不安与惶恐。我不断质问自己：这是一种失职吗？我是否在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剥夺了他们学习的机会？但另一个声音也随之浮现：我所执着传授的既定知识，对他们而言真的是唯一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吗？在这个信息无处不在的时代，他们完全可能通过自主探索与实践，获得甚至超越课堂所授的能力。知识，或许从来就不应只是被“灌输”的，它更应是在主动的“尝试”与“创造”中生成的。
但即便以此宽慰自己，一个根本的事实并未改变：他们身上的“问题”依然存在，并未因我的策略而消失。教育者面对的，常常不是如何完美塑造，而是如何与不完美共存。这最终指向两种根本姿态：奋力改变，或是学习接纳。当改变显得遥不可及或代价巨大时，接纳——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认清现实后的主动选择——便成为了一种深刻的智慧。这意味着承认差异的合理性，在划定的界限内，寻求与这些独特生命共存的方式。
那个“被放弃的座位”，成了一个沉默的象征，映照出教育实践的边界、教师能力的局限，以及我们所有人对于“正常”与“异常”那未曾言明的界定。接纳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教育者与自身职业的复杂性、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达成的一种艰难和解。在这个充满两难的境地里，我们背负着反思与责任，做出当下所能做的最不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