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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为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的民间文化史与民俗学史、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著作主要包括《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及《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等。论文主要有《明清华北庙会研究》《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东岳庙与各顶的关系为个例》和《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等。

二、作者对社会史的贡献与拓展

时至今日，大多数史学界人士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危机”仍然会是记忆犹新。回首而望，“危机”声中却是各种理论、思潮的潮涨潮落。可见，“史学危机”正是史学要求自我变革的强烈呼声与契机。其中，史学理论热和“年鉴学派”的引介，至今看来，是影响最为持久和积极的了，因为它已落实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和深入发展并由此展开了当代中国史学变革与发展的一条新的道路。在今天无论是否积极投身其中我们都已不能无视社会史日渐壮大的声势了。对社会史之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与意义.现在尚难以评估论定，因为一切还在酝酿、成熟之中。

然而可喜的是在80年代中期进入学界在危机感和变革意识的催迫下为自己、也为当代中国史学另辟蹊径的一代学者在十余年后的今天已步入成熟期，并有了阶段性的成果。赵世瑜教授应属其中的“典型”之一。他曾译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在西方“新史学”理论、方法的吸引之下�积极进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并自觉经历着从“理论”到“实证”再到“理论”的学术历程这同时也是谋求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历史研究有效结合的探索之路。这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是他十余年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结晶，也是一代学者在社会转型期探求史学新发展的生动记录。

三、版本信息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由赵世瑜著，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排版，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本书于2002年4月出版。

四、文章基本论证思路与内容介绍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分“概说、地域研究、个案研究”三个部分，既包括综合性研究，也有以地域划分的重点研究和个案分析，最后还附有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其具体内容设计了庙会与基层社会组织、乡土社会的经济发展、民间法以及与官府之间的各种纵横复杂的关系，囊括了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研究，所反映的则是新史学“从问题到实证，再从微观研究上升到理论概括的基本过程”。新的史学观念业已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仅仅由一些“大人物”和“大事件”书写成的历史往往只能造成一种表面的喧嚣，而只有沉默的大多数和那些毫不起眼的民间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和真正的构成。应该说民间庙会与祭祀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传递了一个时代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既是大众集体心理和外在行为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一个时期民间宗教信仰状况的具体体现。在文化归属上民间宗教无疑属于小传统只一部，因为它首先就是一种非官方文化，“强调实践并通过口头传承，受到多数农民的支撑并与民间生活密不可分”，具有通俗化、群众化和口语化的特点，而且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很难一概而论地认定其中的从属，民间宗教既为社会上层利用或改造，同时民间宗教观念也向社会上层渗透，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反映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赵世瑜教授的《狂欢与日常》一书，探讨了庙会文化与民间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联系。全书除叙说和附录内容外，主体内容包括“概说之部”“地域研究之部”和“个案研究之部”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说之部”，主要介绍明清时期因贸易交换发达、市民文化兴盛而导致的庙会文化的发展，特殊场所和特定时间下举行的庙会活动，不仅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更使人的精神得到寄托，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自身的生活与周围的世界。除了精神方面的益处，庙会更为民众提供了货物流通的便利条件，从而加强了城乡之间和乡际之间的联系。庙会活动同时满足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让人们在参加庙会时忘却烦恼以及拥有超乎日常的喜悦。第二部分“地域研究之部”则主要聚焦于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庙会的社会功能，包括文化娱乐功能和商业贸易功能；其次，作者用华北庙会的分布情况验证了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学说”，突出了庙会的中心地角色 ；最后，作者借助庙会的两种功能来比较华北与江南两地庙会的区别，得出的结论为“明清时期江南庙会的经济功能比前代减弱，比同时期的华北亦不如，得到强化的则是其娱神娱人的大众消闲娱乐色彩。”由此可知，某一地区某一种庙会功能的突出应是与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此外，作者还在本章的末尾阐释了华北基层社会组织——“社”对于凝聚民众所起的积极作用。最后一部分“个案研究之部”，作者将视野重新放到全国的整体大环境中，先是探讨了女性在庙会活动中的责任和所得，这一全民狂欢性的活动自然少不了女性的参与。接下来，作者进行了“以社会史方法研究传统政治史的具体实践”，涉及民众对于政治力量的想象和敬畏。

综上，本书三个部分全面介绍了庙会之于民众生活的重要作用，即在调节平淡日常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五、选择本书的原因

中国的历史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取向？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重新了解国际历史学术的动向，发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国际史学的变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然蔚然大观。这个变化就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模式和科学社会主义史观已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具体的表现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拓展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仅限于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精英人物，其后果必然是史料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

在中国，新史学观早已传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史范式的推广给予传统旧史学以重创，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已为史学家所接受。从理论上说，新史学范式在中国并非姗姗来迟。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前进的步伐放慢，甚至是停滞了，以政治史代替了整个社会的历史，以“重大”事件的历史代替了日常生活的历史，以农民战争史代替了人民群众在一切时间和一切领域里创造的历史。这种眼光也导致我们首先热衷于寻找规律，然后把各种事实纳入这个规律之中，而不是在真正和全面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总结规律。

与此相反，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实际上就是“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学，也就是说，它强调“下”，但却不排斥“上”。所谓“下”，就是民间文化、基层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它们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和主体。重大的政治事件只在历史上占极短暂的时间。如果我们忽视对“下”的研究，如果我们只强调重大事件对日常生活、精英人物对普通群众的影响，而不考虑前者是后者的积累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史观将会违反历史、

六、个人感悟与思考

赵世瑜教授的《狂欢与日常》一书，给予人们许多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启发，因而，接下来将针对本书的启示逐项详述。同任何社会史研究一样，作者所选取的庙会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有着贴近实际而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特点，这样的研究主题因取自生活而选材丰富，但是若是想要清晰完整地呈现，除了记叙日常的生活经验外，更应该从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背后发现它们所代表的某种共通的东西，如信仰、思想和文化等。这提示人们在进行社会史研究时，选择日常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作为切入口进行研究，努力挖掘此类事物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内涵。

接着，再谈谈该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方面的启迪。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方法是虽然其主要采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但是作者并未局限于社会史领域，而是尝试与政治史相结合，以着重代表基层民众“发声”的社会史来分析政治事件和政治群体的社会影响，如民间活动如何建构和强化了对帝王之死的认知，以及宦官群体如何借助民间活动来扩大自身的组织，延续自身的势力。此外，风俗学、地理学等研究思路的启发，提示进行历史学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拓宽研究的视野，转换研究的方向。

赵世瑜教授在《后记》中自谦地说：“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说，这些研究成果根本算不得什么学问，即使是研究社会史的同行，也认为那种试图以社会史来改造传统史学的努力虽然美好，但却无法成功，因此社会史只能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领域。”现在看来，所谓“许多历史学者”的数量估计，也许是过高了。人们在读《狂欢与日常》这样的专著时，应当对于其中的史学学术含量进行研究。

该书以传统文献史料为主，包括各地的县志、风俗志等，作者参照其中记载的庙会盛况来呈现各地庙会的普遍性与独特之处，如在展现相似信仰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时，作者便引用《乌程县志》中对湖州的记述来展现当地的特色，与一般的认知不同，当地并未将这一天视作中国的情人节，而是以“金元戚总管之神诞日”来安排当天的庆祝活动。利用传统资料对庙会文化进行研究，一方面突出了庙会文化的悠久传承，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史学积累，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也为这一研究课题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作者还借鉴了民国时期学人对庙会文化的研究，如刊登在《民俗》上面的文章等。众所周知，民国时期，在新思潮的引领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人开始注意到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就风俗而言，学者们于1923年5月成立了“以调查、研究全国风俗为宗旨”的风俗调查会。作者借鉴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加体现了庙会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

该书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利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了庙会活动对于基层民众生活的影响。作者在附录中，对社会史的概念、学科划分和研究范围等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助于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更好地进行史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使得作者对于庙会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梳理庙会的历史沿革，而是结合人们的生活样态，更好地体现庙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此外，本书还利用了地理学和风俗学的研究方法，作者采用景观学的角度分析了庙会场所的文化意义，利用风俗学研究人们对于活动仪式的重视。

纵观全书，读者可以发现，作者选取的庙会研究地域和研究个案均具有代表性。作者将研究地域选在了华北，同时与江南地区进行比较。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作为近政治中心的庙会文化，其发展免不了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从而成为了政治因素占主导的庙会文化的代表，而江南庙会文化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繁荣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对于庙会活动的投入力度，以及当地人参与庙会的热情，都在庙会文化中具有典型性。而个案研究方面，则涉及性别与行业、个体与群体，可谓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七、核心史实摘抄

庙会或称香会，或称庙会，或因特定的庙或特定的神而称某某会，如大王会、夫人会等，或因从事交易的内容而称之为骡马会、皮袄会、农器会等；或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如天津之集会等，也有个别地方呼为神集，与庙市一词意颇类似；还有的地方并无庙而也称庙会，如北京清季之厂甸和天桥。总之，一般统称为庙会。

庙会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宗教繁荣，寺庙广建，而且宗教活动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活动增加，城镇墟集增加。实际上庙会之发展也有赖于这两个条件。大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开始兴盛，寺院建筑日益增多，由于信徒大量集聚于此，为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和商品交换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寺院经济比较发达，已有组织信众设斋会、建盂兰盆会之举，甚有对抗民间春秋社祭的情形出现，相信庙会一类活动已开始萌芽。特别是唐代佛教大盛，为与道教争夺信众，使自己更加通俗化和民间化，创造出俗讲及变文等讲唱文艺形式招徕听众，使寺庙成为街巷艺人的舞台，杂耍乐舞等演出也逐渐汇入其中，观众自然趋之若鹜，多者成千上万。这无疑为商贾提供了绝好的发财机会，他们纷纷到这里摆摊设点，根据寺庙定期的宗教活动、特别是神诞节庆之日，逐渐形成定期的贸易集市。如楚州龙兴寺，“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上元瓦官寺庙会亦由无遮斋会发展而来，很多名刹在中元日之时定期举行。

八、参考文献

[1]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刘振.《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书评[J].青年文学家,2014(1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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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淼.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读《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J].中国图书评论,2003(07):40-41.

[5]王子今.驿亭灯火向人明 读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J].博览群书,2002(1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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