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野史·两晋秘史》中“楚王司马玮执政”的事。

野史所载，惠帝面对贾后愁容，涕泪交流：“楚王谗佞多猛，屡逆诏旨，若不早除，必为后患！”贾谧一旁火上浇油。张华献上一计——遣王宫持骀虞幡宣告司马玮“矫诏”杀人，号召士兵弃暗投明。

情节跌宕，如一出精心编排的宫斗剧。野史中，司马玮被塑造成一个权势熏天、骄横跋扈、祸乱朝纲的权臣形象，似乎不除之则社稷难安。

但是，历史幕布后却另有一番真相。

司马玮之崛起，非凭空而来。元康元年（291年），贾后正密谋除掉辅政大臣杨骏，急需一把快刀。楚王司马玮恰在此时入朝，年轻气盛，手握精兵，于是被贾后当作最锋利的刀锋。他忠实执行了贾后密令，率军包围杨骏府邸，将其诛杀。

而野史所津津乐道的“矫诏”诛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更是贾后精心策划、司马玮具体实施的“杰作”。当司马玮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向贾后邀功时，这位幕后导演却骤然变脸。

贾后瞬间将“忠勇的执行者”司马玮打为“矫诏擅杀”的国贼，命张华设计以驺虞幡瓦解其军心。司马玮于一夜之间从“辅政功臣”沦为了“阶下囚”，临刑前悲愤交加，从怀中取出贾后亲笔密令以示众人，却无人敢看——其仓皇与荒谬，令人掩卷叹息。

此段野史，若置于现代职场，可谓是一部血淋淋的实习生启示录：司马玮如新入职员工，初时被委以重任，加班加点替老板清除异己。然而任务甫一完成，老板立刻翻脸，将“过度执行”的帽子一扣，推出顶罪——新员工尚未来得及转正，便已惨遭“优化”。

张华献计所用的驺虞幡，在晋代本为解斗之旗。当它被高高举起，象征的却是权力操弄规则时，秩序本身便成了笑话。贾后以“矫诏”罪名清洗司马玮，然而她自身权力何尝不是以惠帝为傀儡“得”来的？野史里惠帝那句“赏功罚罪皆非朕意”，道尽龙椅虚设的悲凉。张华口中“究其专杀之罪”的正义凛然，在史实中不过是又一次为虎作伥的表演。

司马玮之死，非但未能终结乱局，反而彻底撕下西晋皇权最后一点体面，敲响了八王之乱全面爆发的丧钟。贾后借楚王之刀除人，复以楚王之血洗地，自以为高明的权术，终将自己与王朝拖入无底深渊。她最终亦被赵王司马伦以“谋害太子”之名废杀，而赵王伦同样难逃被诛命运。宫廷沦为权力绞肉机，规则成为胜利者的餐巾纸，擦完血迹便随意丢弃。

这幕闹剧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当权力成为唯一规则时，任何精巧的“妙计”都只是为下一场杀戮预热的祭品。张华献驺虞幡之策时，可曾预见他日自己也将被赵王伦杀害于前殿？

历史的尘埃落定，楚王司马玮早已化作史书一页。野史中其跋扈形象固不足信，然其作为权力祭品的宿命，却真切映照出西晋政治腐烂至骨髓的病灶——当权力运作全然依赖阴谋与暴力，制度的崩解便是唯一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