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对外关系，一个是抵御强大的北方游牧帝国--匈奴；另一个是如何与其他各自有背景的周边族群相处。
战国时代，秦、赵、燕为了保卫自己的北方边境，阻挡北方草原胡马的袭扰，都修筑了各自的长城。秦代时，秦始皇将这些分散的长城整合为“万里长城”，使北方的国防得以巩固。匈奴和秦这两大游牧和农业帝国，在长城内外长久对峙。
汉代开始，沿着边界建立许多驻防的基地，由部队长期驻屯防守，由此开拓了移民的屯垦区。这些屯垦的小区，由政府事先规划建筑住宅，发展水利，甚至提供巫、医服务。屯垦区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
这期间，匈奴和汉廷之间冲突不断，关系或战或和，还有商业贸易往来，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交融。汉室与匈奴单于之间常有和亲，以维持和平。在长期对抗的过程中，匈奴内部分裂离散，西走的北匈奴远离中国，留在草原的南匈奴和其他余部则逐渐汉化，成为中国民族中新的成分。
两汉时期，中国开拓了与西域的通道--丝绸之路，由河西走廊延伸到天山南北。西北方面，由于匈奴的强盛，大月氏迫使西迁。贺兰山下、西藏高原，则有西羌居住。在丝绸之路上，羌人和中国的河西四郡共存，羌人逐渐转化为农牧兼顾的族群。而中国、西域、匈奴之间失落的军队、掠夺的战俘、移动的人口，也使这三个地区都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基因，增加了新鲜的血液。
至汉初，郡县的治所大都在主干道上，政府的政令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交通网络的末端。在东方，如浙江、江西及安徽南部；南方，长江以南和四川盆地；沿海许多地区；广大的西南山区，如云南、贵州，政府都不能直接控制，还有许多待填补的空间。
北方中国地区已经拥有发达的农业、活跃的商业和高度的文化水平，相对于南方和西南散居的族群而言，中原汉廷已具备强大的“软实力”。通过一些贸易路线，中国商贩和移民移入，以强大的文化力和经济力，逐渐同化了当地的原居民，在该地区设立了新的地方行政单位，使这些地区被收入中国政令和文化的涵盖范围。
汉政府对于东南原居民的政策，不仅包括以中原移民充实东南，也将东南族群往北迁移到人口较少的地区。西南地区，从四川经过云贵的道路，是中国去往中南半岛及印缅的通道，为了打通西域，开始移民入四川，不过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后，才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南越涵盖珠江三角洲，延伸到交趾，即越南的北部。为了征服南越，秦始皇开凿了跨越南岭的灵渠运河。
另外三个地区，在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的移民，但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越南、朝鲜半岛、日本。
越南在秦汉时已有中国的行政单位，中国的大量移民也在越南立足。但建立的郡县多限于北方，没有延伸到越南南方。越南的文献一直使用中文，直到近代，法国占领之后才停用。
朝鲜半岛在汉代时曾有四个中国的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除此外，还有不同的族群分别建立的国家，在中国的疆土之外。在朝鲜的历史、文学和日常交流中，长期使用的是中文。距今四百年前采用自己的拼音文字代替。而在朝鲜的传说中，是以殷商王子箕子开朝、燕人卫满建国，作为早期的历史。
日本在考古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在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期和秦汉。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下子进入到有稻米耕作、铜器、铁器和国家组织的弥生时期。日本学者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南方的族群进入带来的弥生文化。在中国和日本的传说中，都有秦始皇时代，徐福带领三千童男女移民日本的故事。据日本学者估计，秦汉四百多年时间，自中国移入日本的人口不下于三百万。
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发展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精耕农业和市场经济，中国的知识和科技能力，都已处于世界的前沿。在文化方面，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思想学说基础上的中国，已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政治意识上，“天下”的观念具有收揽和包容性，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政治结构上具有明确的制度化，避免了完全依赖皇权的人治和贵贱的阶级特权。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软实力”，造就了秦汉中国的一统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