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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流行电影下乡。

我记得，在咱们村，一年有两次看电影的机会。

父亲是咱们队的队长，对村上工作支持有加，再加之，我家被冠有“万元户”的虚名，凡是电影队来到咱们村，基本都被安排到我家放映。这意味着，那一天，电影队的人吃住都在我家，全村人都可以来我家看电影。那一天，我是自由的。

在放电影的前一天，我家跟要办酒席似的。

搞大扫除，备好烟酒肉，整理好床铺。还从邻居家借来很多条木板凳，全都码在了院坝的一角。就差杀头猪了。

院子里的背篓，撮箕，簸箕，镰刀，铁锹，扁担；屋子里窗台上的镜子，梳子，皮筋；桌子上的笔，本子，手电筒，等等，统统要收起来的。不然，电影散了场，这些东西，可能多多少少会被顺手牵了羊。

鸡圈里的鸡，那是重头戏，得把狗拴在鸡圈门口，严加把守。

“每次放完电影，我家都会折（读she，“丢”的意思）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边抱怨道。

最让我感到兴奋不已的，还是放映的那一天。

电影队一行，工作人员五六个，挑的挑，抬的抬，看起来结实又洋气的大铁箱子，被翻山越岭地搬到了我家院坝里。

“来来来，抽根烟，喝杯茶，歇一哈儿。”父亲乐呵呵地迎了上去，从白得有些发黄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梅牌儿香烟，一支一支地，分别递给了还在喘着粗气的工作人员。

在八十年代，红梅牌儿香烟，父亲只舍得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

被浸湿的汗衫，紧紧地粘在了他们黝黑发亮的肌肉上。粗大的手，一边自顾自地抹着额头的汗珠，随手甩了一地；一边点头哈腰地接过父亲递来的香烟，嘴里热情的说着“谢谢谢谢”。一群男人，七嘴八舌扯大嗓门儿地边说边笑：“狗日这架坡太陡了，爬得我脚干青痛。”“你家房子还是安逸，在半山腰，坡陡些，但是风大，凉快......”

被拴在了鸡圈旁的狗子，也凑热闹似的“汪汪汪”地叫着。

那个嘴里正吹着烟圈的中年男人，话少了些。着白色的确良衬衣，干爽整洁，一看就是放映的师傅，很是斯文。

“该是有点文化的人吧。”我思量着。

他不经意地斜了我一眼。我怔了一下，默默地走开了。

西边的山头，暮色渐浓。挨家挨户瓦房顶的烟囱里，正炊烟四起。今天的晚饭，比往常都会早一些。

母亲准备了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菜，麻辣炒鸡，深得客人赞赏。

母亲还总是催我：“娃儿，快上桌，多夹些肉菜吃。”

我哪有心思吃饭，作业都索性不写了。

我左看看右瞧瞧，跟小当家人似的。

白色的电影幕布，被撑到了院坝边的那棵大李子树前。院坝的板凳都摆好了，放映的机子也都支棱好了。

我的那些小伙伴们，是最先跑来我家的。我给她们安排了VIP座位——我家两个正屋（正卧室）的窗台。她们可以骑在窗台上，看一会儿电影，再跳下来玩一会儿。不跟大人挤在一堆，免得动弹不得。

陆陆续续，牵着孩子，摇着蒲扇的妇人；身上挂着汗衫，嘴里抽着汗烟的男人；两手背在后背，佝偻着腰，眼角挤满了皱纹的老人。都来了。

整个院坝里，人挨着人坐着，实在坐不下，就挤坐在了几个屋子的门杴上。屋里的人出不去，屋外的人，进不来。

老人们的咳嗽声，孩子们的哭闹声，女人们的寒暄声......

在吐口水的抽汗烟的男人，在撒尿的孩子，在屋子里上窜下跳的小伙伴们......

不绝于耳，不止于行。

突然，一束蹭亮的强光，从堂屋机台上，嗖的一下，直射到院坝边的幕布上。随之，一阵哄亮的电影前奏声响了起来。整个院坝，屋子，都安静了下来。

整个村庄，在那一晚，到处都是一片漆黑与寂静。因为，开在我家院坝的电影院，正式上映了。

没过几年，父亲从镇子上背回来一部14寸的黑白电视机。恍惚在一夜之间，我们就遗忘了电影的存在。电影下乡，也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周边的邻居，每天都按点儿赶来我家，一边磕着瓜子，摇着蒲扇，摆着龙门阵，一边盯着布满了雪花片的屏幕，追着那部我还不太看得懂的《雪山飞狐》。

渐渐的，各家各户也都有了电视。

随着电视地持续盛行，电影，一度被打入冷宫。记得读初中那会儿，镇子上的电影院，就没能熬过冬天，关了门。

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的。

如今，高档的电影院比比皆是，一年下来，我也看不了几场。

就在前不久的某一天，看见小区物业发来一则通知，要在小区的文化广场播放露天电影。

那一天，我没再加班，早早地赶回了家。吃过晚饭，手里攥着一把椭圆形的塑胶小扇子，一路小跑地赶去了文化广场，看完了那场露天电影。

家人不解，问我：“好好的电影院不去，为啥要看露天电影？蚊子多，又热，还嘈杂。”

这可不好回答。

因为久违，对露天电影的感情更深了一层。

我想念开在我家院坝的电影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