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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兴衰：精英网络演变与帝制中国》

當後周（九五一至九六  年）的殿前都點檢（編按：禁軍統帥之一）趙匡胤，於九六  年從一位七歲的兒皇帝手中篡奪王位時，幾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的新宋朝，會比唐朝之後統治中國的任何短命朝代來得長久

宋朝菁英試圖藉由推行全國徵兵制來強化軍事力量，類似歐洲的建國過程，但由於政治家的強力反對，這項努力失敗了。

以恩庇關係為基礎的菁英支持國家採取積極舉措，比如，徵收更高的稅率並成立國家級軍隊。與此相對，科舉進用的士大夫則試圖藉由維持薄弱的國力以保護其地方利益。

在宋朝的官僚機構中，最高層的兩個官署是「樞密院」與「中書門下省」。一  八二年之後，宋神宗（一  六七至一  八五年）重組中書門下省，並將其分為三個部門：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宋朝的一位重要政治家李清臣曾言：「神宗皇帝晚年設置三司，分置大臣職權，使其相互監督。此為高瞻遠矚之計。 」樞密院執掌軍事政策的制定並直接對皇帝負責，而皇帝掌持著這項權力且不願輕易分享 —— 即便與宰相亦是如此

宋朝延續了從唐朝開始的土地私有化趨勢。曾經普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已然被悄悄湮沒。在宋朝，即便是在政府土地上耕作的佃農，也可根據自身權利對這片土地提出合法的要求，亦即：可以買賣的要求。

政府必須增加稅收，這意味著它必須努力從非農業的稅收來源（比如，專賣制度與商業稅）徵收更多的稅，其結果，就是宋朝最驚人的發展之一：在十九世紀前的中國歷史上，中央政府預算中的非農業稅收首度等同，甚至超過了農業稅收

至於公開征戰的敵對時期，比如一  四  年代與党項西夏的戰爭，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政府財政赤字與經濟不穩定，更釋放出攪亂政治權勢團體的國內壓力

這些政策成功地增加了宋朝政府的稅收，也成了宋神宗討伐党項西夏的命脈。儘管宋夏戰爭（一  八一至一  八三年）造成了巨大的財力損失與人員傷亡，新政仍然為政府帶來了充足的稅收，足以讓國庫滿盈至下一位皇帝的統治時期 79 。另外，全國人口都被組織成保甲防衛單位，相當於一套毋須耗費國家額外成本的徵兵制度，同時，保甲制度也改變了地方菁英掌控村里層級防衛事務的常態

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愈激烈，他們倚賴皇帝的支持、落入皇帝身邊之人和宮廷中人的圈套、蓄意設計，或為情勢所迫地助長專制政體的可能性就愈高

北宋的皇帝在重大決策上仍會徵詢宰相們的意見，南宋的皇帝則已然完全確立了個人至上的統治。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孝宗（一一六二至一一八九年）在愈來愈廣泛的眾多事務上繞過官僚機構和他的宰相們，親自行使決策的權力，例如，早在一一六三年，宋孝宗便親自控制了他的政府。當時朝廷在戰事決策上的搖擺不定，讓他無視尚書省與樞密院兩位宰相的意見，暗中命令他的大將進攻金國

北宋初年，地方仕紳菁英透過他們與國家的關係（尤其是以科舉與官職）來定義自己，然而到了南宋中葉，他們已安居於南方州縣、深耕地方，且多為自我認可的菁英，不再以功名或官職來定義自己，而是以教育與考試參與，以及新的橫向社會網絡（大多在某個特定地區）來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

宋朝中央政府愈來愈無意願、無能力為地方的公共計畫提供資金，亦無法抵禦外侮與內亂。王安石強化國力的變法失敗，對菁英們傳達的訊息是：向國家尋求援助已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十一世紀時，中國的菁英開始轉向私有秩序組織來因應這些挑戰。

這種新的道德哲學，將探究的焦點從如何使政治權力以道德方式運作的問題上，轉移到個人如何培養自身道德判斷力的問題上。因此，新儒學對於眾多渴望擔任領導職的文人具有特別的吸引力，他們希望能負責任地行事，但無法預期能合理地獲取功名或官職

在本章我檢視了宋朝的社會轉變如何導致政治轉變。從唐朝貴族轉變成宋朝仕紳，為國家與社會關係創造出一股新的動力。北宋時期，地方化的士大夫與半世襲的「遺贈」菁英並存，而地方化菁英的反對，是王安石致力興國卻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國家激進主義失敗之後，北宋被女真金國擊潰，基於夥伴關係的國家與社會互動模式得到了鞏固。儘管中國菁英仍然倚賴國家的認可與合法化，但他們日益頻繁地在地方事務上扮演主導角色，並公開地與國家磋商以保護、促進地方利益。

在元朝大半時期中，科舉作為進用官員的功能已然蕩然無存，這對菁英的本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實際層面來說，文人菁英被剝奪了一項他們賴以掌控自身命運的重要工具，以更具象徵意義的層面來說，他們失去了一套官方認可的機制，無法再經由這套機制來定義他們的群體身分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