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此地气候温暖，降雨充沛，适合作物生长，又靠近海边，海运便捷，海产丰富。在人口数量不多的时候，会很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但生物的本能是繁衍增多，人类也不例外，所以适合生存的地方，生物就会快速的繁殖增多起来，而没有天敌的人类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多起来，很快的就会出现土地有限人口过多的压力甚至达到人地压力的极限。改革开放前后的温州就是达到了这种极限，那个时候的温州农村家庭普遍有3-6个子女，因为重男轻女，即便有严格的超生惩罚，依然还是阻挡不了人口的迅速增加，这种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当时粮食增加的速度（在改革开放前，不合理的经济政策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使生产力进步缓慢，使人地压力无法缓解）。而且温州地区多山，每家的农田都是零星分布于山腰各处，高高低低，生产同样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体力和时间。种种因素导致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并没有增多几倍的粮食要养活增多了几倍的人口，很自然的就会导致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当时的温州农村普遍读不起书、吃不起饭、穿不起衣，人们一年都吃不上一回猪肉，甚至于连米饭都是奢侈品，每天只能以红薯充饥。而且，当时的农村都是烧柴火做饭的，大量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土地上，人们砍柴的速度超过了植被生长的速度，几乎每一座山都被砍的光溜溜的，连草皮草茎都没放过，自然生态已经处于崩溃中，人们是完完全全的赤贫状态，终日劳累，只能换来糊口的食物，已经处于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房不避风，病不得医的崩溃边缘。当时的温州老百姓戏称继续留在温州只有“水路一条”（瓯江），谐意“死路一条”（温州话中，水和死同音）。1978年，温州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国134元的人均标准。温州人均耕地仅为0.41亩，不足国家当年人均1.55亩的1/3。温州人没有退路了，随便去哪里都是出路，没有更辛苦的了，只要出去就能不那么辛苦，正因为如此，一旦有机会可以出去，他们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绝不松手。对于出去的温州人来说，没有所谓的奔波之苦，只有逃离苦难的庆幸，没有所谓不辞辛劳的工作，只有劳动真正带来了生活改善的喜悦。受苦受难会让人受益，或许其中原因就是，不会害怕辛苦了，不会害怕困难了。
其实，温州此地人地压力过大并不是改革开放前后所独有的，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比如，在宋朝时因为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大量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土地上，温州的耕地趋于饱和，到达了当时的人地压力极限。在相同的人地压力下，上一次（宋朝时），温州人的出路除了海外贸易外，多了一个科举，从北宋开始温州中进士的人数便逐年增多，到南宋时，已经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了，温州人第一次创造了科举史上的温州现象，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地压力过大，使一部分人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艰难的生活让他们不再害怕辛苦不再害怕困难，因此得以击败众多的竞争对手脱颖而出。如此看来，从黄帝时代的擅长制陶，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擅长铸造兵器，以及，东晋之后的擅长制瓷，唐朝时的擅长制纸，宋朝时的擅长科举，元明清时的擅长海外贸易，改革开放后的擅长造纽扣、皮鞋、打火机、电器等等，原因之一都可归结为：当地气候适宜和较早进入文明使人口大量增多，过多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土地上，使人地压力变大，使人民生活水平变低，大部分人只能去寻找其他出路，从事经商、从事手工业就很自然的会成为选择。如果古代没有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估计温州人也会全国各地到处去经商，也会出现为数众多的富豪，也会有古代版的温州模式、温州现象。不过，这都是幻想，历史没有假如，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必须以农业为主，农民不会离开衣食来源的土地，落后的行政和司法力量也不会允许人口大规模自由流动，落后的生产力导致的种种原因就会限制人口的流动，也就不会有上面的假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