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换了办公室，从教学楼三楼挪到了校门口的政教室。心里不太欢喜这个新的办公室。
在原来的办公室办公时，最喜欢在办公间隙趴在窗边，看看窗外的桂花树和那红彤彤的红叶李。李树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红的，很有一些美感。总有麻雀一类的鸟在枝间跳跃。等到八月桂花开时，我总会被桂花花香魅惑，跑下楼去，折一束插在简易花瓶里。
上班的日子这样也算怡然自乐。搬到校门口，一切都变了，进出校园的每个人，我都会有意无意地瞟一眼，工作上杂七杂八的事总是那么多。做了政教安保工作，看人时总带着那么一点戒备心，担心会不会有居心叵测的闲杂人等混进校园。窗外就是大街，人来人往，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各种车—能怎么塞就怎么塞。贩夫走卒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怎一个吵字了得？这样的窗外不看也罢，慢慢的便懒得往外看一眼了。
那天，埋头办公的我，隐约觉得窗外有人影晃动。抬起头来，就看到他了。他约莫六十岁，皮肤黝黑，脸上也皱纹密布。他身上穿着清洁工的工作服—原来是扫街道的清洁工。我看他搬来别人淘汰扔掉的藤椅，径直放到我窗外的角落里。不禁好奇，他要干什么？
再看去，他竟惬意的坐下了。突然觉得好不习惯，这样一个人就坐在窗外，总觉得不自在，很想打开窗户，请他走。窗外还是学校的地，说也说得的。最终还是没开口，索性端着茶杯，观察起他来。只见他从上衣口袋里窸窸窣窣地摸出一块饼来，他打开包装纸兀自吃起来。饼很干，他吃得很慢，能看到他的喉咙上下吞噎的样子。看着他吃饼的样子，我觉得喉咙突然好梗，下意识地喝了口茶。
这时，我猛然回过神来，上午九点。原来这是他工作间隙的早餐。为了稍微躲一躲这冬月呼呼吹的冷风，他找到了这个避风港—我办公室窗外的转角。我心里生出一丝丝不忍和惭愧。很想打开窗户，请他进来喝一杯水。办公室找了找，没有一次性的水杯。转念一想，泛滥的同情，他也未必需要。他只是想找个稍微风小的地方吃块饼而已。不打扰也是一种最好的尊重。
看着他，就想起了那个捡废品的老伯来。学校本不准外面的人进来捡拾废品的，校内家属里已有闲不下去捡拾的人，外面的人进来免不了会有顺手牵羊的事发生。校园管理这一点上就格外严。单放了这个老伯进来。一是，大家都熟识他，他年纪已大，七十多了，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和那病歪歪的老伴。二来看他还是规规矩矩的老人。便默认他进来。
一天，我收拾屋子，废书废纸乱七八糟的收了好大一堆。正发愁不知怎么处理好，远远的看他来了。问他可要这些东西。他乐滋滋地收了去，还一叠声的道谢。
再有了废品，我就堆起来，到时候喊他收走。转眼到了秋天，一天早晨，我起来开门，就有五六个柚子滚进屋里来，柚子用塑料袋装着，靠门放着。我收进来，心里想，是谁呢？下午就看到老伯，笑眯眯的问我柚子可好吃。他告诉我柚子是自家树上结的，要是我喜欢，吃完了再给我带。
又过了些日子，放了几天假。返校那天，发现厨房里乱七八糟。厨房一向只扣门，不锁门，学校里的老师都这样，也一直没出过什么差错。清点东西时，发现少了几个塑料盆。还有鸡蛋等菜蔬也没了。损失虽不算大，心里却很不舒服。
学校那些婆婆妈妈就过来了。张妈说：“叫你不要理那老头，你不信，看，顺走东西了吧。”李妈也附和道：“这老头一向手脚不干净。”我听着这些七嘴八舌的话，心里就有了一些悔意。再见了他，便绕道走。有天在路上碰到他，他在路边招手喊我过去，问我要不要他老伴做的卤豆腐。他说，知道有人不喜卤豆腐的臭味，就先问问我。我忙说不要。也不敢跟他多言，借口要上课，便走了。
生活总是忙忙慌慌，有天在超市去买东西，路上就听人说，他病得起不了床，才觉得是好久不见他了。再后来，听说他死掉了。这样的市井流言，于我，并不相关。耳朵听听就过了，并没放在心上。
再过了几月，我亲眼见一妇人进我的厨房，熟练的拿走她看得上的东西。问她前些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是她拿走了，她说是的。
听罢无语良久，静默中想起那日老伯问我要不要卤豆腐的笑脸。又一日，街上遇到他残疾的女儿，她亲热的告诉我，她爸可尊重我这个老师了。“爸爸说你心好，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听得我脸上发烫，嘴上和她搭着话，心里总想转身快走。
窗外总有不同的人路过。坐在窗外吃干巴巴饼的清洁工，捡拾废品的老伯也许和我永远没有交集。若有交集，只愿眼光再平和些，过后心里没有愧疚感，就好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