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
【一七六】论公道、公学、公言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施邦曜云:“此书论朱子而举杨、墨、佛、老以为证,其词未免过激。然朱子自有朱子之得力处,不必强而同也。盖人之资禀不齐,即孔门诸弟子,颜、曾、游、夏、冉、闵,得力人人殊,只是趋向皆正耳。要晓得先生谆谆然不得已于辩者,非是讦朱子之短。只因后之学者,溺于训诂,俱藉口朱子为重,故作《晚年定论》,以明朱子之心,以挽末学之病。即朱子亦当欣然于廊庑也,学者不可不知。”
孙锵云:“王学本独有千古,可俟百进。何必借朱子为定论?况明言其不必尽出于晚年哉?观‘委曲调停’四字,先生盖犹有乡愿之见。而王学所以予人口实者,正在此也。今世学者既鲜专尊朱学以攻王学者。故本书之末,武昌本、江西本均附刻《定论》,今删之。”
[译文]
孟子批评杨朱、墨翟,说他们是“无父无君”。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假如他们和孟子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孟子也未必就不认可他们的贤德。墨子的“兼爱”思想,是过分推行仁德的结果;杨朱的“为我”思想,这是过分推行义道的结果。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用禽兽、夷狄来比喻,说他们用学术杀害了天下后世的人。
当今学术的弊端,能说是学仁过头了吗?或者说是学义过头了?还是学不仁不义过头了?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有何分别!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杨墨的学说充塞天下,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的人对杨朱、墨子学说的崇信,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拜。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哎,可悲呀!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孟子无法在世道人心败坏之前加以救治,而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性于败坏之后,他这是自不量力,后来我们果然看到他陷于政治的危险境地也没有人救他。唉!像我这样的人,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面临危境,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我却暗自啜泣;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我却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有大苦隐于心中,如果不是天下最仁爱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
我写《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是就世间朱陆纷争进行调和,以昌明圣学于天下为重。我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学说奉做神明,一旦要与它相背离,内心都很煎熬,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
您说我“决与朱子异”,我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学是天下共同的学。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应该秉公而论。所以只要说得对,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会喜欢;对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厌恶。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欢的。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子夏又说:“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不贤,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
释疑:
信的最后四段,引孟子辟杨朱、墨翟和韩愈排佛,阐述自己捍卫圣学的决心,以及撰写《朱子晚年定论》心情。字里行间,我们能深深感到先生维护圣学的决心,面对当时的反对之声做出的努力与呐喊。
为了坚持《心学》,坚持真理,他必须勇于面对和坚持。从他来说,写《朱子晚年定论》是为了调和《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冲突,先生平生,对程朱理学也下过很深的功夫。现在站在另一个角度去批判,先生心中有很多的不安。然而,先生坚信,学,天下之公学也,道,天下之公道也。君子之学,如日月之公道,其更也,天下皆仰之。
传习录逐条精讲摘要:
在天下的学术没坏之先,孟子都救不了、而韩愈想要在坏了之后补全它、这就是不量其力,我呢,我更是不自量力。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算要承担最大的风险也要挺身而出啊!大众都娱乐至死,而我就像屈原一样独出涕嗟,若大家都怡然自得,趋之若骛,而我疾首蹙额,忧患满胸,我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的神经病了,其实我有大苦隐于心中。孟子、韩愈和我这种不自量力的人,只有天下至仁,圣人才可以了解,仁爱的人才可以体察像我这种神经病的苦心。
我作《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我说的年岁早晚问题的确有不准确的,有不是出于晚年的、但大多数仍是出于晚年的。所以我做这个事情大意在委曲调停、调停心学和朱学的矛盾,让大家以诚意重视内心的修养,培养德性之知,以此学为重。我对朱熹本人没有任何敌意,我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奉如神明,一旦与朱子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将心学与理学统一起来,以朱熹晚年的最高境界来消除早年那些不正确的影响。可惜朱熹死得早,要是多活两年、就把自己早年的错误改正了。我不忍与朱子相矛盾,这是我的本心,我不得已而与之抵牾,我爱朱子,我更爱真理,道已经显在这里了,我没有办法,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我必须正直诚实,如实地让道本身显现出来。
我绝不是为了和朱子唱对台戏,标新立异,那我太欺心了。道是天下之公道,学是天下之公学,不是哪一个人的,非孔子个人的,而是天下的,天下为公,公言是哪样的,就该是哪样的。
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大家都可以看见。改变了以后,人皆仰之。小人文过饰非,小人有了过错必然找一堆借口推托,来掩饰,伪善地自我保护。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对待朱子。如果我错了,我也不会文过饰非。
批注:
①杨、墨。参看第九十三条,注四,第一四一条,注一。
②语本《孟子·滕文公篇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第九章)
③学术杀天下。《象山全集》(《四部备要》本)卷一《与曾宅之书》(页三上)曰:“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陆九渊集》卷一)
④好辩。《孟子·滕文公篇》第三下,第九章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第九章)
⑤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语,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八(《四部备要》本)《与孟筒尚书书》 (页九上下)。韩愈,见第十一条,注二。
⑥涕嗟若。《易经·离卦·爻辞》云:“出涕沱若,戚嗟若。”
⑦《朱子晚年定论》。附刊于卷下之末。
⑧此语系针对罗整庵所云:“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1175) ,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尔。尔后.一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卿》一书,监本只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刻增此二字,当别有据。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罗整庵先生存稿》卷一《与王阳明书》)
⑨何求。语见《诗经,王风·黍离篇》第六十五篇:“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卷二)
⑩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篇》第三上,第五章,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孟子·滕文公篇上》第五章)’
⑪君子之过。《论语·子张篇》第十九,第二十一章,子贡日:“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⑫语本《论语·子张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第二十一章)
⑬小人之过也必文。见《论语·子张篇》第十九,第八章,子夏之语。
净心斋笔录
2023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