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阴，无风有云无太阳，星期六
起了一个大早，勇哥他们还在睡觉，热了点剩饭吃，给他们打了个招呼就提了行李出门找“城市老鼠”送我去群业。到厂门口的时候，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工人们在车间大楼前的空地上做操，乱七糟八的，感觉很好笑，想起了在学校守着学生早操的情形，又忽然想起大学军训时吃饭前总要集合唱歌，真没想到台湾老板也喜欢来这一套。
把录取单递给门卫，他带了我去办公室。接下来就是办各种手续，交押金50元，去寝室安顿床铺，最后回到办公室听候安排。
这办公室很大，像一间大教室，用玻璃墙分隔成了几个区间，中间最大，摆了两溜办公桌。秘书小姐指了一张靠门的办公桌说那就是我的，觉得不错，比我在学校的办公桌气派多了。我偷偷瞅四周，看到其他桌上都堆着资料，还放着台式计算器，人们都在埋头工作，耳边电话铃声不断。坐下来，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些什么。
我明白，从现在开始，我是这里的一名职员了，紧张的供销往来将让我接触另外一个陌生。这里的气氛似乎很紧张，大家的脸都板着，完全和师范校的办公室气氛不同。我忽然有点怀念教书的日子了，那时办公室里暖暖的，有时天南地北神聊，心情也放松。妈的，要不是“猴头”那帮狗才逼我，我怎么会离开呢？既来之则安之吧，先学会适应，板着脸总也是人吧，和人打交道总比和禽兽打交道强。
林副总见我无所事事，叫我从资料柜了拿些资料看看，先熟悉一下。群业是制造金属家具的，资料柜里是关于生产工艺和零配件供货厂家方面的资料，我挑了钢管、玻璃、塑胶几个卷宗看，秘书小姐又给我一本产品原料的详细材料。我悄悄松了一口气，至少有事可做，可以把今天打发过去了。说实话，这里可不比从前教研室，可以纂刻、可以聊天，而这里除了彼此礼节性的笑容外就只剩下沉默，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忍受，必须忍受下去。
下班信号是响铃。我听到铃声下楼去，就看到工人们蜂拥到插考勤卡的地方拿了自己的卡然后一窝蜂似的拥到打卡机前，几百号人，那场面惨不忍睹，我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只得效法。打完卡又随了人流冲向食堂，这里提供免费午餐，我直到排了队才发现自己手里没有碗，真是太蠢了。只得退了出来去厂门外商店买碗，顺便买了些生活必需品，勇哥给的钱只剩下十多块了，我得节约一点才行。我把买回的东西放床上，这才下楼吃饭。饭是不定量的，菜却只有一个不锈钢盘的定额。食堂角落有一桶汤，自己要喝就各自去舀。饭热菜凉，我却吃得狼吞虎咽。感觉饭菜并不差，我也没有挑食的毛病，只是由于买碗错过了时间，那菜凉得厉害。
下午是一点半上班。我继续翻看资料，拿了一叠便笺开始仔细做笔记，了解一些厂家资料。许久以来，我习惯了做资料。上大学时，我曾经耐心地把法籍华人红学家陈庆浩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评语辑校》中的各版本脂批一字不拉地过录到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上，我曾经整天逃课躲进图书馆里阅读那些《红楼梦》研究书籍，仔细地摘抄，整理成厚厚的笔记，乐此不疲。可是现在我面对的是产品原料规格、价格、厂家电话、传真，供货商报价表……枯燥的专业术语和数字，我只能告诉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慢慢学习吧。下午五点半下班，照例是打卡然后吃饭，晚上可以自由安排，可规定了十一点必须回宿舍睡觉，就这一点还真像是学校生活，联想到早上看见工人们做操，不禁感叹原来生活就是一种轮回。
有些疲倦，太多的感慨留到明天去发吧。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风兼细雨， 星期天
从前的每个星期天都是毫无置疑的休息日，我可以悠闲地支配属于我的一天：睡我平生最喜爱的懒觉，趿着拖鞋在校园里漫无目的溜达。学生们会老远招呼我，有时候迎面而来的小女生会腼腆地叫声“老师好”然后像小鹿一样跑开，让我眼前乍现一片天真。我可以上街去看镭射，饿了就啃面包；可以去老茶馆闲坐，听那些喝茶的老人们聊陈年掌故；或者哪儿都不用去，呆在“逍遥洞”里躺在床上听音乐，任满屋的漫画中古代圣贤们尽情逗我开心发笑。然而，在这里，是群业，星期天只是一个名称，它不意味着休息和放松，今天我得上班。
车间大楼外墙壁上贴了一幅大大的厂规，密密麻麻许多条款，我利用上班打卡后的间隙匆匆浏览了一遍，强化自己的角色。是啊，我浏览的不是学生守则，也不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而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规定。门卫室外的墙壁上贴满了公告之类的，有对犯规者的处罚告示，也有人事任免决定，对我而言，那些似乎和我无关，我不犯你哪条，谁怕谁来着？倒是有一张告示让我看了颇多感触，那是对一个员工乱扔了馒头的惩罚，罚款五十元。回想自己对学校的印象，无论是读书时的师大，还是工作时的合师，食堂外的泔水桶总是满满，上面漂浮着白面馒头，食堂附近地面上总能够看见被扔掉的馒头，学校也有处罚规定，可那只是贴在墙上的展览品。
我对采购实在是一窍不通，对群业的产品也不熟悉，我只得先把资料柜里的资料一本一本地找来看，并摘录整理成自己的笔记，这样时间倒过得快。我有时会拿了资料夹到样品室对照辨认，毫不掩饰自己的外行向那里的技术员请教，可是他总爱理不理的。这我倒也很是理解，记得我在綦齿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在工厂，技术就是资格。想到父亲，我感到难过，他至今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合川，丢掉了令他倍感骄傲的工作，在出走前，母亲答应过替我瞒着他的。
我偷偷观察整个办公区。正襟危坐，装着很投入的模样而把眼睛努力倾斜，这样就可以看到坐在办公区一头的林副总叼着烟打电话，嘴里始终在咀嚼着什么东西；另一头是那个本地厂长，靠在旋转沙发上，手里夹着烟，似睡非睡，让我想起蒲松龄老先生笔下的《狼》里的那句话：“目似瞑，意暇甚”。对面一排办公桌不用转动眼睛就能看清楚。我可以放肆地对他们逐一扫描。看得最清楚的是那个秘书小姐，然后是一溜小姐先生的背影和侧影，再然后就是看上去一直忙碌着的詹经理，看他急急地出去，急急地进来，一会儿坐在转椅上打一通电话，一会儿又冲设计员嚷嚷，他是生产副总，忙是自然的了。更可笑的是他时而用不怎么标准的国语，时而用闽南话，在两种语言交换时腔调不伦不类的。
坐我对面的是比我早来一天的采购员，傻乎乎的，听不懂川话，吃饭时问了他，原来是江西老表，他倒是挺认真的，不时向旁边的技术员问这问那，让我心里直叫惭愧。坐他另一侧的是采购主管，大家叫她向小姐，啥名字不知道，听口音是四川的，带了糯糯的腔调，私下打听，才知她是成都金堂县的，先自戒备了几分。再过去就是人事主管罗小姐，身材高挑，长得不算好看也不太难看。她和黄静是老乡，这次我来群业多亏黄静托了她，算是给了面子。不知怎么，感觉她一副看上去冷冰冰的面孔让人“敬而远之”，幸好和她打交道的机会不会很多，真是谢天谢地了。
下午抽空给ZXT写了一封信，不枉他在学校口口声声叫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老人家”。在学校，他对我敬若神明，即使那些狗才领导四处诽谤我，他也对我尊敬有加。临走前，我去医院开了好多“脑心舒”，让他在我走后专程去我老家，把药带给我妈妈，妈妈老喊睡不好，脑袋里嗡嗡响。也不知道这事儿给办了没？信里除了问这事，其他的就照例是勉励他好好学习。这信写得一会儿语重心长，一会儿言辞谆谆，一本正经，仿佛自己是裴斯塔洛齐或者苏霍姆林斯基一类的人物。觉得自己写得忒虚伪，都这步田地了，还不忘叮嘱学生，很有些道貌岸然。我觉得自己不得不隐藏了心底的仓皇与悲伤，消极与落寞，像一个精神分裂患者在黑暗中挥舞双手拥抱太阳。
晚饭后去军铺邮所寄了信，回来的时候已是黄昏，暮霭沉沉。走在马路上，汽车和摩托车的灯柱打在我脸上，有些刺眼，三三两两出来放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擦肩而过，叽叽喳喳的，或许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开心最轻松的时光。
回到宿舍，很倦，却又不想早早睡了，斜靠了床头做白日梦。梦的什么呢？梦的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我忽然想起影片《孩子王》，那悠长悠长回荡在山头的儿歌。我在哪儿呢？豆豆在笑，灿烂的笑着，她现在在干什么呢？豆豆走了，冲我大吼大叫，剩下定格在脑子里冰冷的面孔和我淌着鲜血的记忆。她还好吗？单车的轮子飞旋，那段路坑坑洼洼的，可得当心了。平原、废墟、村庄，光秃秃的云贵高原……，火车轰隆轰隆，雨水从车窗淌下来，一道小小的溪，像流泪的脸。班驳陆离的片段，像一祯祯旧胶片次第投影在银幕上，在眼前飘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