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朱子说：“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
曾子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士子（读书人）不可以不心胸宽广，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路程遥远。把实现仁德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责，难道还不重大吗？终生奋斗，到死方休，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
士子最大的志向是把仁爱之心洒满人间，然而“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所以程子说：“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章太炎也说：“任重须强，不强则力绌；致远须决，不决则志渝。”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正是对“弘毅”精神的呼应。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回顾西南联大的艰辛办学历程，许许多多故事令人感佩，贯穿于其中的就是西南联大的校训精神——刚毅坚卓。这则校训，表达了西南联大师生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对于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于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体现在西南联大师生“科学救国”的理想中，体现在“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的品格中，体现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中……
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告诉新生，日本侵略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海光寺，与南开大学近在咫尺。他严肃而庄重地问在场每位学生：“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三句话掷地有声，激起学生强烈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爱！愿意！”随后，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告诉南开新生：要爱国就要“努力干去”，而且要“苦干”“死干”，要“咬定牙根，紧张而又紧张向前努力”，要“公”“诚”，要“团结”。爱国心和民族魂的养成，这是南开大学带到西南联大的一份特殊礼物。
八年患难，西南联大师生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住的，是“土墙泥地茅草顶”；吃的，是混杂着稗子、麸皮、石子、老鼠屎的“八宝饭”。即便如此，在躲避敌机轰炸，跑郊外、躲山沟、钻防空洞的时候，师生们总不忘带上一卷书、一册手稿……
这所大学存续8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弘毅”二字，“弘”强调的是志向远大，“毅”则强调了坚忍不拔精神。这告诉我们，目标一旦确立，就要百折不挠、万难不辞，经得起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存在。人生在世是有责任的，一个人除了对自己负责尽责，还要对家庭、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尽责。只有国家好、大家好，我才能好。任何一个人，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只图索取不图付出；不能撇开他人和公共利益，只为自己而活、而过、而想、而干。
所谓人生价值，就是人对社会关系中其他人需要的满足程度。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越有贡献，其人生价值就越大。
实践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人的宝贵特性。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这是全人类的使命；在人世间不息进行追求和奋斗，为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干点什么、创造点什么、贡献点什么、留下点什么，这是人生的使命。
今天的教育要培养有历史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就要通过各种途径对青少年学生开展党史、新中国史和中华文明史教育，引导他们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思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从而帮助他们将自我规划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在服务国家民族和人类美好事业的进程中超越小我、成就大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