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主位—客位研究的理论问题（汤亚汀）
这篇文章主要是西方地区关于主位、客位研究的相关观点的综述。文章里面有很多知识，从一开头的20世纪人类学发展的基本阶段：（1）原子模式（专注于孤立因素）转向涉及体系概念的结构模式；（2）从结构模式转向战略模式。但说实话，我也看不怎么太懂。后文章又列举了赫恩顿的局内人—局外人观；阿—佩莱耶尔和阿罗姆的主位单元探索；鲍曼互补的主位—客位“听赏”范式等观点。里面很多文字表述，我看着有些吃力，感觉很绕脑…先行将本文的一些知识点记录下来吧。
主位，原文emic，源于phonemic，译作“音位的”。语言学中的“音位”指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如binpin中的b和p。
客位，原文etic，源于phonetic，译作“语音的”。“语言”即语言的实际发音。在人类音乐学方法论里，主位，尤指从文化内在的角度分析理解意义的构型；客位，则强调主要是交叉文化方面的外部分析。
主位—客位理论有美国语言学家派克首创于1947年，在他1954年的名著《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理论关系》中形成理论体系。在最近1990年出版的人类学专著《主位和客位：局内人—局外人之辩》一书中，派克、哈里斯等人又思索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其多学科的运用及运用中所产生的矛盾。
民族音乐学中的主位—客位。民族音乐学专业文献中并不缺少关于主位—客位的理论综述或具体建议，但论述二者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并不多见，却往往简单地把主位等同于当地人的观点，把客位等同于学者的描述和研究结果。如梅里亚姆认为，如何使用音乐史主位的，对音乐功能的研究则是客位的。内特尔也提出过主位—客位的差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称为“人们的分析和人类学家的分析”，二者关系是“客位具体描述多观察到的特殊事象；主位则概括、构架客位的描述”。
《音乐世界》1993年第1期中的一组文章重新检查、评价了民族音乐学中主位—客位的含义，其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术语达成某种共识，并评估这一对概念所造成的影响。
赫恩顿的局内人—局外人观。赫恩顿从派克著名的、常被引用的二元含义出发，检查自己的基本前提：（1）局外人能够学会局内人的行为（民族音乐学家学会当地人的奏乐、唱歌、跳舞，这样做的理论—方法上的目的是什么？）（2）局内人能够学会局外人那样的分析（2）为什么比（1）更好？）赫恩顿总结到，社会—
行为科学和人文学内的新发展也意味着西方现在准备探索黑格尔二元观之后的相对价值。不继续研究结构主义那种轻而易举的二元对立，或提出什么两极对立的连续体，而是准备看到多维集群，或甚至多维的动态模式。
阿—佩莱耶尔和阿罗姆的主位单位探索。同赫恩顿人类学的、反结构主义的倾向相反，阿—佩莱耶尔和阿罗姆的纯音乐结构主义的分析继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方法，以区分单元及对单元的检测程序直接进入派克所关注的主位—客位问题。
默瑞认为主体指下列任一情况：“提供资料者所提供的形式，或他们同意我们的分析”，后者即“文化判断”。纳蒂埃则从他的符号学观点出发，区分出三个层次：文化产品—客位，当地人对文化产品的说法—主位，创作程序—认知。不管怎么说，文化内部的资料在一全新的、并独立于任何研究活动的唯独—被研究群体的“认识世界”—上打开了。
鲍曼互补的主位—客位“听赏”范式。鲍曼更深一层地从认识论出发，阐释主位—客位的关系。他认为感知行为（对世界主体观、文化上的阐述）和被感知的事物（给定的现实—结构体）是对立的，尤其当自己文化中的现实概念遭遇到“他者”（他民族、文化）的现实概念时是这样。分析了客位跨文化的听赏后，又分析了主位主观的“内心听赏”。主位方式的听赏，即以特定文化的概念和分类的听赏，以一种强化的方式，理解特别的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心幻觉”的听赏传统，表现在几乎所有的伟大文化中，尤其是通过宗教创始人。最后讨论了主位—客位的结合问题。他任务解释文化有两条路子：（1）探索客位—跨文化的一般化知识，即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的文化观察探索；（2）仅对文化内在的探索方式感兴趣，即音乐家、歌手头脑中发生的东西。
通过主位定型过程收集的关于民间分类系统的资料绝不排斥客位跨文化的分析分类系统的定量方法，这是民族志的两种基本理论方法，即（1）记录层次的观察（客位）和（2）内在层次的观察（主位）。
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获得主位、以及客位(跨文化)的知识。按认识理论，两种视角都处于互补关系中。上述听赏的例子表明，“主位”得来的知识怎样赋予“客位”提问以生命。反之，也正是局外人的提问改变了被观察群体、个人对自身文化的自我估计和价值概念。后一种情况的效果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只能以伦理学来判断，即以对话为基础，双方谁也不支配谁;还要意识到局内人一局外人观中感知和现实的相对性和渗透性。只有将局内、局外合到一起，才能产生一种超越个人的整体解释和理解。最后，主位一客位对话不应导致(1)本文化或学术的自我证实;(2)绝对真理;(3)支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