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两面总是在互相比较中使自身的规定性更加明显，前些天见到关于自私之恶的讨论，在其中使用了“利益”一词。恶伤害了其他个体的利益、权利，那么反过来对于“善”，是否可以说，它增添了别人的利益？比如帮助他人、救助他人。而至善则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用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去解释善与恶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首先，它在界定善恶时首先要求了他人的存在，必须与社会其他个体发生了互动（或至少有互动的可能性），才可能有所谓善与恶的评价。离开了社会性，就无从谈起所谓善与恶。另外，它还必须影响利益。（利益的概念在此处可以适当扩大其外延，如好处、欲望、情欲之类）如果一件事无关利益，也无关善恶了。（这也是某种利义观，有人认为义是完全高于利的存在，不需要借助利来规定。）
试着简单讨论具体的品质：诚实。人们说，诚实的人是值得被他人信任的，诚实是善的。因为欺骗会伤害他人的利益，会破坏社会成员间的沟通信任，诚实在总体性上是善的，因为它有益于其他个体，有益于社会整体；关于勤劳，人们共事一项任务，懒惰者将自己的劳动推卸给别人，要别人做了他的那部分劳动，这伤害了合作者的利益。再从社会整体上看，假设人人都懒惰成性，不愿意从事劳动，那么生产的物质资料也就少了，这也伤害了整体的利益。反过来，勤劳者相应地增加了人们的利益；嗜酒是恶的，因为醉酒的人失去了理智的控制，更可能去伤害他周围的家人、朋友、路人，社会不需要过多的酗酒者来破环秩序，而无序状态下的社会更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利益下降。总之，酗酒伤害了（或潜在地伤害）他人和社会。再者，杀人是恶的，杀人者剥夺了被杀者的生命，这种伤害是极大的、极恶的。反之，救人一命，则是十分值得感恩的善事。
但是，上面讨论的只是简单的情况。在善意的谎言下，说谎也成为善的；过度内卷之下，勤劳却不见得一定是善了；人际交往有时确实又需要饮酒，所谓“酒后吐真言”；执刑者代表国家杀死罪人，处死罪人，这里的杀也并不是恶。善恶交融的情况是更加普遍的现实情况，这时关于利益的分析才显得更加有用。死刑虽然剥夺了死刑犯的生命，看起来极大地伤害了死刑犯的利益，但是就社会整体的意义上，如果没有死刑制度对人们的威慑和惩戒，人们将会做出更多的恶，这更多的恶要大于剥夺极大罪者生命的恶。我们避免了更大的恶，从而使这更小的恶在国家的手段下正当化、正义化。进一步的，死刑是一种正义的愤怒，义愤是人们面对直观之恶时的反应，我们痛恨这些罪犯残忍地杀害无辜者，我们愤怒于人贩子对家庭的巨大伤害，我们厌恶那些欺压百姓的黑社会。他们犯下的罪过大，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进行了比较，我们把具体的人（死刑犯）的死亡与（抽象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损进行了比较，我们设想或看见了没有死刑时社会的秩序，比较了死刑犯的生命和促进社会法律秩序之间的利益和损失，我们认为，在死刑制度下处死的n个罪人的x1损失<没处死他们而为社会带来的x2危害量，或者说x2>x1。
我们不可能真的量化人命和社会危害量，我们连这些量的单位都没办法确定。我运用上面的表达式也不代表我认可道德的功利主义，但运用利益去解释死刑的合法性、正当性之时，容易得出这个表达式，也容易滑向“不同生命的价值是可计算的、可比较的”的观点。不建议深入这个计算的表达式，当做一种修辞方式就好了。在各种事故时造成的死亡与赔偿金额之间的计算公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这就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