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一定年纪，比如五十岁，无论是身体或事业的变化曲线都过了高点，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之下，且下滑速率越来越快。“沉舸侧畔、病树前头”的失落和无助感油然而生，不甘落后是人的本能，当下已经拿不出货真价实的值得傲骄东西，为了维护一点可怜的虚荣、自尊，只好祭出曾经的辉煌以彰显自己生而不弱，这就有了爆蔫子老头们的拿手好戏——想当年。
有一些喜欢“痛说革命史”的大爷，因为他们只对显摆过去感兴趣，而对听众的回应并不敏感，即使你有一答没一答地应付他，甚至全程只是“嗯、嗯、嗯”，他也全然不在意，只管把说过无数遍的革命史再次输出一遍，如果时间允许，遍数不限。这是一种病，但本人治不了，每次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发作，直到曲终人散。
有一位大爷开口闭口都是“我当兵的时候”，其实他当年只是某边区行署的公勤人员，因工作关系与当地驻军接触较多，就感觉自己与边防军人的身份是一样的了。偶尔在陌生人面前自称“我当兵的时候”，就有敬仰的目光投射过来，那种感觉舒坦极了。于是，只要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他都会有过“当兵的历史”。退休回内地后，依然如故。时间具有了手机的“美颜”功能，背景和环境都被极度虚化，只留下一个形象光鲜、肤色红润的名星。这是“想当年”的一种情形，其手法是臆造。
相对靠谱一点的“想当年”是保持事物的主体，只是把自己的“辉煌”稍作夸张，或者把弱相关说成了强相关，并且还能举出一些小细节来证明这种关联。《围城》里对教育部督导就有类似的描述，“兄弟我在伦敦的时候”几乎半句话就要出现一次，西方某大哲也要向他请教有些学问，钱老先生辛辣的笔给他配了一段话外音：人家是教过他，而且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你什么时候到英国的？习惯伦敦的气候及饮食吗？”等等。这类人使用的手法是联想、延展。
实在人一般不说“想当年”的话。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酒过三巡之后，人的精神开始亢奋起来，于是忍不住“相当年”，由于他们平进极少显摆，自吹自擂的技艺不精，实打实地讲述自认为有信息量的东西，语言自然缺乏感染力，没讲几句就失去了听众，看着一个个酒友“移情别恋”，本是靠酒精激活的表达冲动就像突然被扎了一个洞的气球，一瞬间就瘪了。加之这种人比较敏感，在喧嚣声中识趣地自行掐断了话题。从此，这种人就绝不再“想当年”了。
当然，喜欢“想当年”的人林林总总，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陈年往事，无处也无必要求证其真伪，只需用“哈哈哈”应对之即可。说者听者各自高兴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