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郁闷的“副部长”

曾国藩升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

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2. 开罪咸丰皇帝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咸丰登基了。

曾国藩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咸丰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

太平军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

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他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接下来笔锋一转，就开始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

3. 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

曾国藩坚持原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琦善和赛尚阿，秉公执法将二人按条例处置。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同僚。

一来官场中人，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二来曾国藩在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看到他的奏折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家里补贴，另一个是营谋灰色收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在北京为地方官探路。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他的理学修养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的京官们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一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当了官，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的恩德。二来，到各地做主考，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公送他一笔厚厚的“程仪”，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收获总能在三五千两白银之间。这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数年前，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过这样一笔财。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

除了会缓解财政困难外，更主要的是，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江西与湖南相邻，他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