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2陆澄录021：“神”在“形”先，但也不必这么说

本节讲述了心灵明澈与其映照万物的关系。

原文：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如何？”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陆澄问，圣人能够正确地应对无穷无尽的变化，是不是早就在心中演习过的？王阳明回答，哪可能有那么多演习，只是随着情景的变化而有所作为罢了。情景没来的时候，正确的作为不可能存在，情景过去之后，正确的作为也无法留住。许多人搞不明白，就喜欢总具体作为上理解圣人，而不是从心性上理解。尧舜做不了周公的事，周公做不了孔子的事，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情景，没有遇到其他人的情景，因此即使大贤大能，也不能在情景之外心中预先演算好。心性就比如镜子，遇到事情便映照出具体的形态。学者学习古人，应该学习打磨镜子和心性，而非执着于具体形态。

陆澄又问：那程颐说的“事物还是隐微之时，所有内容都已经具备了”，这看似跟老师的话矛盾，应该怎么理解呢？

王阳明回答：这话本身是好话，但有人误解了，就不对了。

1 这一段之中，自然应该先关注王阳明的论述，心性本不含具体内容，但起决定性作用。映照了具体情景之后，圣人做了事情，但这些事远没有心性本身重要。因此后学者应该重视心性而非具体行为。

2 然而第二句提问让这个讨论有了进一步的含义。事物未发之时，理已具在。这好像就是在说明遇到具体的情景之前，内容已经预存好了。两个观点看似矛盾。这也是程朱和王阳明的显然矛盾，一个在物，一个在心。最明显的例子，种子在未长成大树时，其实已经它的生长方式已经被决定，只是需要合适的条件罢了。

王阳明多处论述与程朱理学殊途同归，前文也有提到。我们努力站在王阳明的视角，相比他不会认为程朱只是未能学得圣人精髓的碌碌无为之徒，而只是具体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一个认为“未发”状态的心是无物的，另一个认为“未发”状态的物是有确定的理。两者的区别并不单单是心和物的区别，就像不是道德与DNA编码的区别一样，“未发”里到底有什么，或许有一种解法。

3 无论是佛、道还是这里王阳明的儒学，都喜欢提及“不可言说”的事物。就像上一节提到的。但上一节侧重“言”与不可名状的关系，并非不可名状本身。佛家讲世俗谛和真谛，真谛不适用于任何世俗概念。道家更明显，讲“道可道，非常道”，“强为之名”。说不可说的东西，所谓的“神”，有什么意义么？

西方的理论近两百年强调的总体上可以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倾向，对这种“不可说”之物进行了否定。如我们常听到的“除非必要，勿增实体”，或是“科学知识在于其可证伪性”都是在强调，单论“神”的说法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会混乱人的思想，言论在于将人引导至一种特定的方向，而非空谈。这本是用来反驳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说法，用来讨论儒释道的形而上学也成立。

强说不可说之物，确实会误导人。但是如果不说，又似乎缺乏了“神韵”。说者自然是这么看，但读者应当有自己进阶的过程。所谓“神”，知道有即可，有个大概方向便可以。如上一节王阳明提到的，主要在于要保有这个念头，而不是具体知道内容。

无论是理论，还是历史，还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其他事情，往往有一个有效区域以及有效区域外的联想区域。就像最基本的数学中，也会有一个“无穷”的概念，似乎小学一年级就可以理解这个概念，但对于“无穷”的研究到现在也是在艰难进行中。在“定义域”之外便不再讨论函数的数值。再如大家经常想到的鲁迅的名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私生子《而已感·小杂感》”这类似逻辑推理上的滑坡悖论，是喜欢将一个倾向无限延伸的结果。理论架构中，也是如此，有许多言之凿凿的概念，其实更多的是理论的假设，一个大体的方向，其实并不在“定义域”中。而这种遥远渺茫的概念，却好像真实存在一样吸引着一些人，引得人们问一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在那个模糊的地方，讨论鸡还是蛋并没有意义，但我们确信确实有一种生物是现代鸡的祖先。

理论讨论的范围可能比实际更大，而大出的那一部分确实不在需要讨论的范围里。王阳明与程颐所讲的“未发”之理，如果排除特定的例子，试图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已经部分地溢出了“定义域”的范畴，在这里，讨论具体的“值”没有准确性。倒不是说完全连大概方向都不能讨论，但其讨论的准确性已经没有保障，换句话说，“心”和“理”作为一个对象的“物”来讨论，已经超越了王阳明所谓的“心”的能力范围之内了，已经是无法把握的心外之物。到底“见短袖子，能不能想到私生子和违法犯罪”的问题，只能是一个延伸的想象，可以说能，也可以说不能，但最好是不要讨论。因此王阳明并不否认看似与他相矛盾的程颐的说法，认为其有道理，但是容易误解。

但是反过来讲，理论哪有那么明确的定义域呢。逐渐模糊的地带或许是常态。

4 存在与本质。这两者似乎也是理论与其延伸性假设的关系。做事之前不能判断一个人或是一种事物，事物只有在具体形态和行事中才成为自己。如果这只用来谈论人的族群和其行为方式之间的区别，那就太浅薄了。所有事物，我们都可以说存在先于本质，“形”先于“神”，或者说，“形”才能确定“神”。但是，类比定义域与之外的“虚值”的关系类似。不过，我暂时也确定不了如何精确描述“虚值”的合理存在方式。

总结为，王阳明认为，心性只有在具体情景中才会显现出特定行为，并不能提前确定。这与程颐所说的事物未发时内理已具备观点并不矛盾。这种“不可说”之物，是理论假设的需要，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也并不在理论最佳讨论的范畴之中，不在“定义域”之中，只能得出大概的“虚值”。理论范围与其定义域的关系，类似本质和存在的关系，在否定前者之余，最好也意识到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