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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追 忆 （一）
《陕西外事》（陕西省政府外办）
九九年第四期（1999年4月）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波音707飞机穿过长空，向中东进发。作为副领队的我，坐在一等舱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又是飞往战火纷飞的战场。
应铁道部的请求，四机部同意借调数百名翻译开赴伊拉克，参加各项土木工程建设。我经过两次考试，被任命为项目首席翻译，带队出国。当时两伊战争已久，每日里国内都有有关战争进展的报道。这使得带着两个幼小孩子的妻子左右为难：不同意吧，我毕业十几年而无用武之地；同意吧，中东实在令人“闻”而生畏。但是她理解我的志向，对我的义无反顾的态度全力支持。
飞行十几个小时后，飞机抵达阿联酋的沙加机场。因为战争，中国民航的巴格达航线已到此停止，要换约旦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
来到过境厅没有几分钟，从安曼飞来的飞机到了。是一批回国的中国劳务人员。望着那些拄着拐杖、吊着胳膊或者躺在担架里的伤残人员，心中不免一惊：此去二年，我能否也会像他们一样肢体不全地回家？甚至根本就回不了家？同行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万分的恐惧只能深深藏在心底。不过，从来没对自己的此行怀疑过。厂里报名者十几人，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来了，这已经说明我的主意已定，并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包括那些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战争造成的，全部是疾病或者车祸的受害者。
飞抵约旦首都安曼后，又是苦等几个小时，因为战争，飞机只能在深夜进入巴格达。夜色已浓，所有的窗帘都放了下来。我们终于到达了巴格达。战争灯火管制，使得这个城市一片漆黑，一点儿亮都没有，神密、恐惧时时袭来，现在后悔可是已经晚了。因为你已经踏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
分公司的总部设在中国民航的公寓里，对面住着伊拉克政府的一个部长。门口的卫兵却很友好，动则“立正敬礼”，一点儿战争的气氛也没有，刚来时的恐慌一扫而光。
一天清晨，人们还在熟睡。突然，天崩地裂的轰鸣铺天盖地地袭来，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批伊朗飞机又来空袭了。人们惊慌失措，穿着背心裤头里外屋乱窜，可是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乱了一阵，也就平静了下来，坐等空袭结束。我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滋味，真有些神经达到了极限的感觉。热闹了一阵后，一切恢复了平静。人们再也睡不着了。突然间有人按响了门铃。大门外站着一对夫妇，叽哩呱啦地喊叫着。我又听不懂阿语。老王过来了，他是阿语翻译，说是他们让我们去他们家看一下。他家住在我们斜对面，隔了二户人家。大铁门被飞机扫射了几个弹孔，窗玻璃上也布满了枪眼。停在门外的几辆汽车，玻璃全部震碎了，就好像根本没装过玻璃一样。平时绝不露面的妇女们，袍子也没穿，男女老少一色的睡衣睡裤，指手划脚地述说着刚才恐怖的一幕。好在没有人受伤，人们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
这是我刚来中东的下马威，以后的日子怎么打发呢？一时间好不心烦。
中 东 追 忆 （二）
心烦之余，我回想起童年，使我回味过来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电影“巴格达窃贼”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童年时代的脑海里。今天，在进入而立之年的我，终于来到了巴格达这座古城。过惯了四季分明的日子，刚刚来到此地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这里仿佛永远是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战火连天的地方竟然无处不在大兴土木；高耸入云的塔吊随处可见；车顶上架着小船的欧洲人正忙着去度假。清晨五点，响彻云霄的穆斯林祷告声从无数个大喇叭里传来，那声音犹如无伴奏男中音独唱，让人觉得真主真的近在你的身旁。
公司已在居民区里租了一幢很大的二层楼作为总部，又在两条街以外租了一幢作为招待所，因为来这里干劳务的中国人接连不断，常有来巴格达出差的。我们也就搬了过去。
当年，每个月都有外交部信使队成几十麻袋地把人们的家信捎回国内邮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再真实不过地描绘了人们对家信望眼欲穿的心情。当时国家规定，出国人员两年以上才能回国或探亲，有的人过了四年还是回不了家。我来到这里时，信使队已经不再为人们带信了，而是改为每月每人发1美元，作为两封信的邮资。信由个人投寄，走国际邮路。可是当时在国外的工资很少，几乎没有人舍得把这一美元花掉，于是就死皮赖脸地抓住要回国的人不放，硬塞上一叠叠家信托他到北京扔到邮筒里。我回国时光人们的家信就带了108封。
国外的生活是习惯了，可是我那烦躁的心情一点也没减轻。因为来到后，无事可做，不是无事，而是有事没让我做。
出国前我被任命为首席翻译。刘处长说：“公司就不另外派翻译了，你一定要协助经理，打开公司第一个对外承包的新局面。”我回答说：“我是四机部来的，电子方面的事务没什么问题，可是土木建筑我一点也不懂，最好你们还是临时派个翻译去帮我，打开局面后再回来，不然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他说：“你的水平我们认真考察过了，独当一面没有问题。公司人手紧，实在抽不出人来，相信你能圆满完成任务的。”可是临上飞机时，他又把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向我介绍说：“这是小马，北京二外毕业的，已经出国多次了。这次陪你去开个头儿，然后他再回来。”于是，到了国外，一切事情都由小马跟着头儿们去跑了，我也没在意，只是心里闲得慌。不久，小马因为和外商发生争吵，在外商的要求下才改由我来干。一切进展顺利，心情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好久以后，几位工程师才对我说：“苏翻，你可知道刚来时为什么把你晾了那么长时间？”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小马一个人就够了？”他们说：“你到今天还蒙在鼓里呢！咱们来之前，国外报告说，国外处境艰难，当司机的不会开车，把车都撞坏了；当翻译的不会外国话，连上厕所都问不明白。紧急要求国内派‘过硬’的翻译来。国内百里挑一，把你选中了，以为可以解决问题。你还记不记得，出国前有一天在招待所我们问你‘混凝土’这个词英语怎么说，你说不知道。还说什么‘混凝土不就是水泥吗’？我们一听可就傻了眼，你这位‘过硬’的连混凝土和水泥都分不清，能行吗？所以就在临上飞机之前，公司又赶紧把马翻派来了。”闻听此言，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出国后没人理我，原来出国前我已经名声扫地了。现在听起来只是个小笑话而已，却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因为现在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项目队正在同时修建5座桥，配了8个翻译，各工地都有。各工地相距近则几十公里，远则五六百公里。头头每次出行一定要带上我，而不信任各工地的翻译，而且一再在人们面前夸奖说：“苏翻是真正的第一把交椅！”我深知这对我的同行们来说是很丢面子的事，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害得我每到一处都要向他们耐心解释，并创造让他们上的机会。受到重用，是每个有事业心的人所企求的，我至今还对那些老领导们深怀感激之情。
又是一个艳阳天。人们利用星期天休息在干些自己的事。上午十点，我坐在院子里的屋檐下理发。突然间，恐怖的空袭警报怒吼起来，鸟儿们发出凄惨的惊叫四处飞窜。“理发匠”扔下手中的家什落荒而逃，我也顶着个“阴阳头”和人们相拥着钻进了屋里。密集的爆炸声从天而降，那声音仿佛就在屋顶，炸弹好像已经穿房而下，灭顶之灾就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中 东 追 忆 （三）
轰炸，到头来还是有惊无险。其目标很明显地限于炼油厂和军事设施。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的确让人放心不小。不过，令人不放心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先说蔡队长的那个项目队。他们的驻地靠近大道。一天深夜，游击队突然包围了驻地，挨着个地搜查活动房。最后把队长、翻译以下七人武装押走。车队深夜行军至边远山区，已无路可走。人们疲惫不堪，寸步难行。游击队便在当地为这几个中国人雇了几条毛驴。行军一个星期后才到达游击队营地。游击队司令接见了他们。他拿出阿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说：“我访问过中国，受到过毛主席六次接见。你们是共产党，是我们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吧！”闻听此言，人们顿时惊慌失措。蔡队长答道：“我们中国现在正致力于经济建设，我们就是来你们国家搞经济援助的。至于革命，你也学过马列主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更何况是强迫输出。对你们的革命热情，我们深表敬意，可是让我们参加游击队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家中的父乡亲和妻子儿女正盼望着我们回国与他们团聚呢。”司令见此情况，也不再勉强，只好派人把他们送下山，在“危险地带”释放了他们。他们被政府军发现后，交由外交部核实，放回了工地。经此一游，几个人离“灵魂出壳”也没有多远了。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却是与人们这样地格格不入，可见极左思潮危害之深远。
再说小陈的那个项目队。他们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他们是从辽宁来的，刚到不久。他们的驻地靠近伊朗边境。时逢战事吃紧，各工地人马已经大部撤至科威特境内。外国老板也发了话：“如果你们现在回国，我可以发给你们机票费；如果不走，那我就管不了啦，因为我也要撤了。”可是一想到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这儿落了脚，却又要马上回国，实在接受不了。空着手回家，可怎么向家人交待呀！商量了几天，还是决定不回国，静待风声过去。又是一天晚上，对面开始炮击。突然，只听哐当一声巨响，整个房子都跳动起来，好像地震一般。大家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颗硕大无比的炮弹一头扎在院子当中，滋滋地正冒着热气！这炮弹竟然没有爆炸，不然还有谁能活下来！这回再也不用商量了，人们立刻连夜打点行装，第二天天刚亮就上路回国了。
管理员、翻译和司机三个人留守。一天，司机开车上街买菜。在僻静处被两名游击队用手枪指住，命令他开车带他们走。那司机多了个心眼，连说带比划地说要去加油。二人也没阻拦。就在加油过程中，他趁二人正盯着油箱，猛地发动车子，疯狂地向外奔去。他慌不择路，闯到了一个军营禁地，被壁垒森严的卫兵截住。他连忙猛打方向，返身向外冲去，不幸撞在了马路隔离墩上，双腿撞断。如此，三人在他伤情稳定后也相扶回国了。
眼前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种险恶“故事”，还要平心静气地照常工作，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个严重的考验。回想起刚出国时路上见到的那些伤残工人，眼前的处境实在要严重得多。可是这一切又不能告诉家人一个字。那么，问题是，我身边的每个人，二年后都能安全地回到祖国吗？
即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随着项目开工日期的临近，这种消极情绪再也没有出现过。
按规定，项目施工期间，所在国都要派一名监察工程师来监督工程，叫做驻地工程师。被派来的是位老者，是库尔德族人。他人很客气，对中国人格外友好。他早年留学苏联，娶了位苏联妻子。后来因为伊拉克和苏联交恶，加之他又是多事的库尔德族，所以一直不得志。他是伊政府路桥司的驻地工程师处处长。所有派驻外国工程项目的驻地工程师都在他的领导之下。
在他到来之前，分公司和队领导非常重视，一再向我说明与他搞好关系是工程成败的关键。日本的腾田公司就是因为数任科长与驻地工程师搞不好关系，而使浩大的高速公路工程血本无归。
与他初次会见时，他满腹牢骚地大谈自己的处境：一直受到当局的排挤；宣称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是真实的。只是由于他的才能过人，才使他还在某种程度上被重用着。接见后，在总结会上，公司领导讲，涉及政治上的事，我们只能听听而已，决不能随声附和，以免在这方面出差错。与他友好相处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领导们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目光同时转向我，一切都在不言中。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他们的助手，打响公司海外承包项目的第一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