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到一篇文章，论述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出生自农村，也习惯描写农村生活，不像武汉某作家为代表的在城市长大的作家那样，与市民阶层有血肉联系。贾平凹等人不熟悉城市生活，故在这次西安疫情中，不可能像武汉某某一样写出疫情日记。我读了很受启发，想接着这个话题说说我的看法。

      我认为贾平凹没有日记发表，根本原因不在于不熟悉城市生活，而在于作家的价值取向。

      贾平凹的成名作《废都》我只随便翻看过几页，不敢随意评论。但他的散文《丑石》和《一棵小桃树》被选入语文教材，我是个语文老师，不得不精读过几次，可以据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和推论。

《丑石》一文，先写一块石头落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因为长相不规则，长期被众人嫌弃。村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它，大伯嫌它丑而无用，既不能用来垒墙，也不能用来铺台阶，洗石磨；孩子们也因为它身上的绿苔、黑斑而渐生厌恶之情，想合伙搬走它。对于世俗的种种误解、冷眼，丑石已默默地承受了二三百年。后来天文学家来此一游，慧眼识珠，认出它是天外来的陨石，然后将它小心地装进车里，运到城里的博物馆，供世人观赏膜拜。丑石默默忍耐一切歧视，终于等到云开日出的一天，它摇身一变，由先前的丑石变成现在的“宝石”，享尽天下所有普通石头所不曾有过的尊荣。

这篇《丑石》，其主题思想跟《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所作的《对月寓怀》一诗非常相似：“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都是借物寓怀，表达自己身怀才艺，静待时机，度过“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艰难岁月，直达“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理想彼岸。唐朝孟郊在《登科后》一诗中，把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态刻画得非常生动：“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贾平凹的另一篇散文《一棵小桃树》中，作者写了一棵“丑陋”的小桃树，它出生在一个穷人家院子的角落里，不仅没有得到路人青睐，而且连家人也对之视若无睹，任其自生自灭。作者写道：“花幸好并没有立即谢去，就那么一树，孤孤地开在墙角。我每每看着它，却发现从未有一只蜜蜂去恋过它，一只蝴蝶去飞过它。可怜的小桃树！”“我的小桃树儿，一颗‘仙桃’的种子，却开得太白了，太淡了，那瓣片儿单薄得似纸做的，没有肉的感觉，没有粉的感觉，像患了重病的少女，苍白白的脸，又偏苦涩涩地笑着。我忍不住几分忧伤，泪珠儿又要下来了。”虽然桃树很小，但是它顽强地生长着，顽强地开出一些不怎么美丽的花朵。

在这棵小桃树身上，作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将它视为自己“梦的精灵”，灵魂的化身，对它毫不吝惜地倾注了许多关爱、痛惜的眼光，并写成这篇散文来做纪念。

在《马说》一文中，韩愈借千里马的不幸遭遇为天下的人才鸣不平；在《病梅馆记》一文里，龚自珍借梅花之病表现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遭受虐待和扭曲的事实。这两位古人，颇有关心天下读书人的心志，故在文中为天下人才鸣不平。可惜的是，儒家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统现在差不多失传了。这一点在在《丑石》、《一棵小桃树》两篇文章中表现突出。贾平凹所关注的，仅仅只是他那一块“丑石”、一棵“桃树”而已。若文中有一点不平之气的话，也仅仅只是针对他的“丑石”、“桃树”的不公遭遇有感而发，他不能推己及人，其它丑石和桃树遭遇如何，似乎不在他的关心之内。他既没有分析丑石、桃树身处逆境的客观原因，也无法给出所有丑石、桃树救赎之路。贾平凹的丑石脱离了苦海，那株小桃树成长壮大，便是整个世界得救了。在这两篇文章里，贾平凹露出了精神底色。所以，要求贾平凹像韩愈、龚自珍那样为民鼓呼呐喊，就如希望贾雨村挺身而出，冒死为平民冯渊、英莲当包青天，这要求太高了。

读了贾平凹的这两篇散文，我们大致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贾平凹没有西安日记发表。如今，贾平凹功成名就二三十年，从一介农夫高升到现在的文联副主席，犹如丑石翻身一跃而起，身列省博物馆里的重要位置，也如桃树历尽磨难，终于移栽到了豪华的殿堂之下。桃李无言，丑石无语，要“丑石”、“桃树”冒着被赶回农家小院的风险为西安疫灾中受难的人们代言，这要求太过分了。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贾平凹没有写出西安日记，并没有指责贾平凹先生的意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作家也是一样。虽然作家受着人民的供养，应当是人民的喉舌，应该像杜甫那样写出民生疾苦。但是我们要尊重别人在法律范围内的选择自由，不必强人所难。只能希望他不要写出“做鬼也幸福”那样的名句来，突破作家的底线，就算合格。倘若有人嫌弃别人的沉默，自己发声就是了。

    最后写两首打油诗，献给贾平凹先生：

一

丑石蛰伏数十年，一朝入选博物馆。专听秋风吹渭水，不闻悲声满长安。

二

酒逢好菜开怀饮，诗向贵人高声吟。陕西平娃文笔好，对牛就是不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