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前言
“四圣医学”指的是黄帝、岐伯、秦越人和张仲景所传的医学。清代黄元御先生将其做了概括提炼，内容更加清晰精练。顾复初先生说的，“特古人未尝显言，至先生始揭其秘耳”，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黄元御先生概括提炼出来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四圣心源》和《四圣悬枢》这两本书。其中，《四圣心源》侧重讲杂病，类似于《金匮要略》；《四圣悬枢》侧重讲外感，类似于《伤寒论》。
先生天纵之才，本来可以就四圣医学再做一个提纲挈领的点拨的。但是，可能是想留空间给后人去思索；也可能是想留高峰让后人去攀爬。总之，给了后人一个提炼四圣医学核心论点、搭建四圣医学学习模型的“四圣八书”（四解、四析）问世的机会。
“四圣八书”，最初是编成《四圣医学解行集》和《四圣医学解悟集》两本册子。册子出来后，收到一些意外成效。比如，指导学人在半年时间内打下了独立思考、探索进步的坚实基础；指导学人在一年时间内学会了处方治病、帮助他人的知识本领；指导学人在两年时间内掌握了保证处方较高有效率的技能水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人培养了面对疾病的时候，镇定自若的底气和信心。
但是，两本册子的内容还是多了些。因此，我在《四圣医学解行集》收录的《三步成医——四圣医学概要》基础上，重新修改形成《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一文，力求进一步把“三步医法”说清晰、说具体、说透彻。随后，针对五运六气在临床的应用，撰写了《“五运六气”说要》，再抽取《四圣医学解悟集》中的《疾病诊治旨要》，编成《四圣医学解要集》。2023年6月以后，陆续补充了《临证问诊理要》《五运六气索要》《恶寒应对探要》《外感治法切要》等其他篇章，并对《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重新作了修订。可以说，四圣医学的核心，于此完整而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成稿于2021年8月24日，距离《三步成医》下笔的2018年8月25日，几乎是三年；至2023年6月的第三次修改，则几乎是五年。经过近五年时间的沉淀，我相信，以《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为主要内容的《四圣医学解要集》，能够帮助有心学人，顺利而轻松地推开四圣医学殿堂的大门。前提是，第一，愿意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相对集中地投入精力学习。第二，正式阅读《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和这本册子其他内容之前，通读先生的《四圣心源》至少两遍。不求阅读成效，旨在了解基本概念，同时检验自己兴趣的真实性和持续性。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课堂上，有的老师话不多，但是三言两语，就把要说的内容，简明扼要、明白晓畅地说完了；有的老师话很多，可是听来听去，总是难以听明白他想说什么。《黄帝内经》反复提到的，“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听过一句话，叫“大道至简”。真正的“大道”，无论它多精妙，总是可以用简要精炼的语言去表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简明易懂的。顾复初先生还说过一句话，“盖乾坤之运，一阖一辟；阴阳之用，一消一长。《易》道易简，理固如是。即医亦岂有殊理哉！”
这本册子内容不多，至于作用怎样，试试就知道了！
陈圳煜
2021年8月27日初稿
2022年4月7日修改
2023年7月13日三改
2023年12月12日四改
目录
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
附篇：《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怎么读？
附篇：病机辨析法再论
附篇：极简中医法之“小三步”拆解——兼评**午前喷嚏、清涕，晚饭后腹胀等治案
五运六气说要
附篇：五运六气索要
临证问诊理要
附篇：外感治法切要
附篇：恶寒应对探要
疾病诊治旨要
附篇：上焦病病象病因述要
附篇：下焦病病象病因述要
四圣的心源是什么？
——四圣医学导读
引言
“四圣”指的是黄帝、岐伯、秦越人（扁鹊）和张仲景。这个称谓，沿用自清代黄元御先生。“四圣医学”指黄帝、岐伯、秦越人和张仲景所传的医学。本文以黄元御先生的《四圣心源》为核心，讲讲四圣的医学和四圣的心源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四圣的心源、四圣的妙法、四圣的奥秘，最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医学的本质是符合“天人同气”原则的“自然”之道；第二，诊病的核心是立足“气之逆顺”原则的“辨逆”之法；第三，治疗的过程是着眼“中气升降”原则的“反逆”之动。而四圣医学就是围绕前述三个方面，对医学展开的论述。这个论述，可概括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运用自然规律，诊治人体疾病的思路方法”。
一、符合“天人同气”原则的“自然”之道
《四圣心源》关于“符合‘天人同气’原则的‘自然’之道”的论述，集中体现在第一卷《天人解》。
先生在卷首示：“昔在黄帝，咨于岐伯，作《内经》以究天人之奥。其言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然则善言人者，必有验于天矣。天人一也，未识天道，焉知人理！”
我们看看《天人解》正文——
（一）天人之解
《阴阳变化》：“阴阳未判，一气混茫。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自然之性也。……清浊之间，是谓中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枢轴运动，清气左旋，升而化火；浊气右转，降而化水。化火则热，化水则寒。方其半升，未成火也，名之曰木。木之气温，升而不已，积温成热，而化火矣。方其半降，未成水也，名之曰金。金之气凉，降而不已，积凉成寒，而化水矣。”
这里讲自然界的阴阳五行。文字里边“左旋”“右转”说到的“左”“右”，是物体、自然界本身的“左”“右”；不是作为旁观者、作为医生的你的“左”“右”。当你不是以旁观者或医生的角色出现，而是作为一个“物体”的角色的时候，那么，这个“左”“右”讲的就是你自己。
《脏腑生成》：“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己土为脾。己土上行，阴升而化阳。阳升于左，则为肝；升于上，则为心。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肝属木而心属火，肺属金而肾属水。”
这里讲人体脏腑。文字中的“左”“右”同样要看你以什么角色存在。当你以“物体”的角色存在的时候，“左”“右”指的就是你身体的“左”“右”。古老的中医理论认为，身体左侧是肝的功能发挥作用的区域，所以叫“阳升于左”（肝主升）；身体右侧是肺的功能发挥作用的区域，所以叫“阴降于右”（肺主收）。
至于文中讲“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前面讲“阳降而化阴”，接着又讲“阴降于右……降于下”，到底是“阳降”还是“阴降”？其实，这个说法，完整来说，是“位于阳位，即上焦的阴气降”。《四圣心源·劳伤解·阴阳》载：“阳位于上，而上自右降”，可见“阳”常常用于指“上方”“上焦”（后文也指属阳的足经经络）。“上焦的阴气”则是指“阴根”。《劳伤解·阴虚》：“阴盛于下而生于上，火中之液，是曰阴根。阴液滋息，爰生金水。”也就是说，讲“阳降”，“阳”通常指位置；讲“阴降”，则是指阴气、浊气。这就是《天人解》开篇讲的，“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总之，“降”的，是阴气、浊气。
人体阴阳五行，如脏腑的生成，与自然界阴阳五行的生成类似。说它们“类似”，依据就是“天人同气”。
《四圣心源》全书十卷，处处贯穿着“天人同气”“天人感应”，即“人与自然可相类比”的思想。如“物情乐升而恶降，升为得位，降为失位。得位则喜，未得则怒，失位则恐，将失则悲，自然之性如此。”先生讲感冒流涕，说：“清涕流溢，譬之水汽蒸腾，滴而为露也。”讲声音之病，说：“气之所以病者，由于己土之湿。……譬之琴瑟箫鼓，遇晴明而清越，值阴晦而沉浊，燥湿之不同也。”讲调经孕子，说：“阴中阳盛，生意沛然，一承雨露，煦濡长养，是以成孕而怀子。譬之于土，阳气冬藏，水泉温暖；春木发扬，冻解冰消；暖气升腾，故万物生焉。”讲膀胱结石，说：“百川下流，则归于海。海水熬炼，则结盐块。膀胱即人身之海，沙石即海水之盐也。”这些“自然之性”“自然之理”“譬之”“即”的用词，均是人与自然的类比。
那么，先生关于“人与自然可相类比”的观点，是不是他自行感悟到的？如果不是，这个类比原则，在四圣的论述中，又是居于什么地位？我们看黄帝咨于岐伯，“作《内经》以究天人之奥”，讲的人与自然的问题有哪些，怎么讲。
（二）帝师之论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典籍之一。书中主要以黄帝与岐伯互相问答的形式，记载了中国古代关于生理、病理和医理等方面的内容。
《素问·示从容论》说：“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变，援物比类。”“援物比类”，是指援引自然界与人体生理类似的因素和规律，推断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及其施治方法的一种思维方法。
之所以可以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运用“援物比类”的思维方法，理论依据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命题之一的“天人感应”（天人同气）。“天人感应”的“天”指“自然”；“天人感应”是“指人与自然万物同类相通，相互感应”。正因为存在“天人感应”规律，看不见的人体内部，可以从看得见的自然外界，通过类比的方法进行了解、研究。
那么，《内经》有哪些人与自然相类比的论述呢？
《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黄帝问天师岐伯：“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势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意思是，精通养生奥妙的人的生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他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被后世称为“圣人”。就是说，人要长命百岁，要成为“圣人”，必须以自然规律作为根本遵循。换句话说，人的生存规律与自然规律相比，要一致，要同步。
为什么要“法于阴阳”？为什么要跟自然规律保持一致？那是因为，“阴阳”（四时），决定了人的生死。这就是《素问》第二篇《四气调神论》说的，“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生死之根本也。”
为什么“阴阳四时”能决定人的“生死”？那是因为，人是感应阴阳四时五行之气而生的；生之后，人的五脏六腑仍然是维系于阴阳四时五行的。如《五脏别论》：“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阴阳应象论》：“东方生风……酸生肝……；南方生热……苦生心……”正因为五脏六腑维系于阴阳四时五行，因此，阴阳四时五行深刻地影响着五脏六腑，亦即影响着人体的生老病死。《金匮真言论》，黄帝专门就“五脏应四时”问题问：“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答“有”。他说：“东方青色，入通于肝……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南方赤色，入通于心……是以知病之在脉也。……”
《四气调神论》：“春三月，此谓发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此谓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此段之文，概括起来就是，“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所谓“肝气内变、心气内洞、肺气焦满、肾气独沉”，就是五脏生病。五脏病重，则不免于死。如《热论》：“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前文主要讲人的生存要以自然规律作为根本遵循，强调人的生存要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因为自然规律影响着人的生老病死。
你说，什么“东方青色”“南方赤色”，什么“逆春气”“逆夏气”，用这些来说明“五脏六腑维系于阴阳四时五行”，太理论化、太空泛了，有没有更明确的说法？有的——
《素问·气交变大论》：“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虐，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该篇并载：“东方生风……其变振发，其灾散落。南方生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焫。中央生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溃……”
其中“振发”是“大风怒号”，“销烁”是“火势炎炎”，“骤注”是“暴雨如注”，“霖溃”是“久雨不止，土溃泥烂”，都是自然现象。古人认为，四时之气，“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自然界出现“振发”“销烁”“骤注”“霖溃”等异常现象，民众也必将因为该气候影响，而产生相应的异常身体反应，如该文的“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民病虐，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等。
《六元正纪大论》记载了一些人们更加常见的现象。如木郁之发——“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岩岫，怫之先兆也。”火郁之发——“刻终大温，汗濡玄府，而乃发也。”黄元御先生解释说，“柔叶呈阴”即“树木遇风，苍叶摇落，柔叶翻腾，里面在上。”火郁将发，则“热气先动，百刻既终，大温不减；汗孔夜开，皮毛不阖。”“柔叶呈阴”“刻终大温，汗濡玄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风太大”“热死人，一个晚上都是汗”这些现象和感受。
《素问》用了七篇大论的篇幅讲“五运六气”，人与自然的联系、类比关系在该七篇大论中体现得尤其清楚。可见，“人与自然可相类比”，是四圣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你说，要拿自然现象来类比于人体，首先，自然现象应当与人体存在“可比性”。那么，自然与人体有没有可比性呢？有没有什么例子能证明黄帝与岐伯讲的是事实呢？我们看看一些日常生活事件。
（三）物理之应
有一个“葭管飞灰”，也叫“缇室飞灰”的典故，说的是黄帝时期，他让一位乐师用昆仑山嶰溪之谷产的十二根阶次长短不齐的竹管，并排起来，在竹中填入芦苇烧成的葭灰后，埋入用丝织物密封的空屋地下，不齐的一端在地里，齐的一端在地面。当气候变化至冬至时，第一根管子中就可发现有气上冲，吹出芦苇灰，响起古代称之为“黄钟”的“宫”音。这个黄钟之音，说明了土地中的阳气在这个时候向外放射，开始了新的一年阳气升降的轮回。因此，古人称为“冬至一阳生”，即冬至的时候，地里的阳气，开始向上升发。秋分之后，阳气潜藏，秋冬养阴，到冬至是个转折点。中国很多地方有“冬至进补”的习惯。冬至进补，就是为了滋养、帮助阳气的升发。古人用这个地气发生的现象，来衡量养生，乃至农耕作息的节气变化进程。“葭管飞灰”，今天的你，仍然可以按古人的做法去得到验证。
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例。
很多人小时候都在田野上煨过红薯。煨红薯，也叫做“窑红薯”。就是做个泥窑把红薯煨熟，也叫打红薯窑。田地里，河塘边，只要有干泥团的地方，都可以打红薯窑。水平高的大多知道，泥团最好松一点。而窑脚用的泥团一般是拳头般大小。为什么要松点？因为容易烧红，容易吸收火的热量。为什么不能太大太小？大了，火不容易烧透，热量不容易进去，土块吸收热量少，不足以煨熟红薯；小了，土块同样吸收热量少，同样不足以煨熟红薯。在这里，适当的泥团，其实是讲人体脾胃的土气要适当。中医理论中，土气太过叫“敦阜”，这个时候，自然界木气不容易升发，会出现“震惊飘骤”这种“烈风雷雨并作”的气候；人体脾胃土气太过，会发生肝木不达，转而克土的问题，表现为腹胀、腹泻等疾病。土气太弱叫“卑监”，自然界就像是盆土栽花，植物长不大，人体则会出现“腹满四肢不举”这种“脐腹胀满、四肢失秉萎弱”的疾病。
我们也知道，冬天，水冷得刺骨的时候，植物是无法生长的。只有等到“春江水暖”的时候，才会有万物生长的欣欣景象。这个规律和现象，就是四圣医学说的，肾里边的水（肾为水脏），寒气太重的时候，肝木无法升发的问题。关于“水”，还有另一个观察角度，水太多，比如发洪水的时候，植物泡在水里，也是无法生长的。这是脾土湿气太重的问题。土湿太过，肝木同样抑郁不长，无法升发。这个时候，腹痛、目蒙、怕冷、困倦无力等症状就要出现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水从墙壁高处往下流，如果下方半边干半边湿，水一定先往湿的那边流。在干燥、潮湿不同的两根木头上点火，一定是干燥的木头先烧起来。这就是古话说的“火就燥，水流湿”。病理上，肾水上泛，首先影响的必定是脾土。因为脾土是湿土之气，“水流湿”，所以脾土先病。
冷空调为什么装在墙壁上方？暖气机为什么装在地下位置？科学的解释是，空气的比重影响气流的升降。黄元御先生告诉我们，“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这在治病上，强调要注重肾水——八卦坎位中的那点阳气，以及脾脏的阳气，让清气（暖气机的暖气）升；也要注重心火——八卦离位中的那点阴气，以及胃腑中的阴气，让浊气（空调机的冷气）降。
其实，生活中处处是人与自然相通的现象和规律。
（四）谈天之用
那么，了解人与自然相通的规律，了解医学的本质是符合“天人同气”原则的“自然”之道，对于治病来说，有什么具体、明确的作用呢？
之所以要在诊治疾病的话题中讲自然现象、讲“天人感应”，最根本的作用是，帮助你通过类比的方法，从看得见的自然界，去了解、研究看不见的人体内部。特别是，当你面对书本没有的疾病时，你可以拿自然现象作类比，判断该病象到底是“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的哪个“气”，从而判断出哪条经络、哪个脏腑发生问题（“逆象”）。（“五运六气”在诊治过程中的运用，参拙作《五运六气说要》。）
比如，当你见到手指颤抖，或是不由自主地摇头晃脑的症状，你就应当想到，这是自然界中，风吹动树叶的现象，类比到人体，可以知道发生前述症状的原因，是体内的“风”气病了。《六气解》讲到，“风”是肝木的本气，所以是肝病了。当你见到腹部绞痛的症状，你应当想到，“绞痛”类似于自然界中肆虐的台风，那么，发生这个症状的原因，也是体内的“风”气，即肝病了。当你见到病人皮肤的疱疹流出黄水，这是有湿气。《六气解》讲到，“湿”是脾土的本气，那么，脾必然是有问题的。当你见到病人一年四季都穿着厚厚的衣服，他是“寒”。“寒”是肾水的本气，所以，肾有问题，尤其是肾阳虚，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的。
这就是四圣医学“天人感应”“援物比类”思想的体现，也是“通过观察自然现象，运用自然规律，诊治人体疾病的思路方法”的体现。
二、立足“气之逆顺”原则的“辨逆”之法
中医专业的，或者自学过《中医诊断学》的都知道“辨证论治”。某专家编著的书，封面上提示，“‘辨证论治’+‘方证对应’=开中药方”。医书卷帙浩繁，都说“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并称“辨证论治”包括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云云。
其实，“辨证论治”是错的。
诊病不是这么回事。
（一）千年之冤
说“辨证论治”的人，都说“辨证论治”的说法，始于张仲景先生。如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诊断学》说：“公元3世纪初，东汉伟大医学家张仲景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诊疗经验……确立辨证论治理论，奠定了诊断的基础。”某文说，“辨证论治作为现代中医学固定术语的出现是在1955年，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其后于1976年第一次提出了‘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任应秋强调《伤寒杂病论》中都以‘辨XX病脉证并治’为标题讨论各种病证，‘辨证论治’一词，便由此而来。而《伤寒论》第16条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便是‘辨证论治’的最好诠释。”另有某文也说，“辨证论治……其系统论述见于东汉时代的《伤寒论》。”
问题是，张仲景先生没说过“辨证论治”。
张仲景先生说：“我说的是‘辨XX病—脉—证并治’。”后浪说：“不对，你说的是‘辨证论治’。”张仲景先生说：“我说了‘辨XX病’，还说了‘脉’！”后浪说：“不对不对，总之你就是说‘辨证论治’……”
《伤寒论》第16条，原文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这12个字是三个层次，“观其脉证”是诊断要求；“知犯何逆”是诊断结果；“随证治之”是治疗原则。治病，是在明确了诊断结果，即“知犯何逆”之后，再去“随证（症）治之”。并不是“观其脉证”然后就“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观”，义同“辨”，并非仅指“看”。脉象不能靠“看”。“证”同“症”）。“辨证论治”之所以错，是因为它不知道最终的诊断结果、诊断目的在于“知犯何逆”。三个半句，摘了前面半句，留了后面半句，漏了最为重要的中间半句，这是自然界中又一个“选择性吸收”的典型例子了！
你可能会质疑：“你又不是张仲景，怎么知道张仲景‘知犯何逆’四个字是这句话的关键？”我们继续分析——
《伤寒论》第16条，讲的是对于太阳病坏病，不能再用桂枝汤。原文：“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这是讲太阳病坏病的诊治原则。那能不能将诊断太阳病坏病是“犯了何逆”的原则，引申于指导所有疾病的诊断呢？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说“观其脉证”12字，仅能作为“太阳病坏病不得施用桂枝汤”之戒，那么，各种中医教材将该12字，提炼为“辨证论治”，称其“奠定了诊断的基础”，并广泛用于包括桂枝汤戒在内的所有疾病诊断，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见，事实上，大家就是这么做引申性使用的。
确定可以普遍使用，我们就正式把该12字当成基本命题来阐述了；否则，剖析一个不具普遍性的问题，意义不大。
我们先作个词义分析。坏病，必定是治病的时候犯了某种“逆”—— “逆了”“反了”或者“歪了”“斜了”；总之，肯定不是“对了”“正了”。如果是“治正”——“正治”了，病就好了，就没有“坏病”问题了。
为什么会“逆治”而导致“坏病”呢？
根本的原因是，医者接诊病人时，不能正确判断病人出现的疾病，到底是因为哪条经络、哪个脏腑“逆”（病）了；就是说，不能“知犯何逆”，所以，无法用正确、恰当的方法，把那个“逆”，给“顺”回来、“正”回来。
举个例，你在武汉，要去北京。可是你往广州走，这是首次出现问题，病（逆）了。你这个病本身的“逆”，是目标在北，却往南走。是方向的“逆”，不是交通工具的“逆”；是180度的“逆”，不是其他角度的“逆”。
这时，医生来了。可他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要往北走，他的药方让你往东走。你往东走，这就是“坏病”产生了。或者，医生认为你该换个交通工具，坐高铁。总之，他就是不知道要往北走。
走错方向，是你病了；不能“知犯何逆”，治疗出错，是“坏病”产生了。
这时，张仲景先生来了，他知道你往东不对，“知犯何逆”，于是重新让你往北走，这是针对“坏病”的“转逆为从”。或者，张仲景先生就是第一个帮你治病的医生，他一开始就知道你往广州走，错了，开药方，让你往北走，这是针对“原发病”的“转逆为从”。一句话，原发病之“逆”也罢，坏病之“逆”也行，其“逆”，终究是以“顺”与“正”（人体的阴阳平衡）作为衡量标准的。因此，无论是治你的原发病，还是治你的“坏病”，只要知道“正”是什么、“逆”在哪里，就能够帮你“顺”回来、“正”回来。
说回来导致“坏病”的医生，如果他知道你往南走，正好是方向180度相反的话，他还会用纠正90度，让你往东走或是让你换个交通工具的治疗方法吗？故意的？
所以说，所有的“治病”，首先都必须知道，“病”的发生，“逆”在哪里？“逆”（歪）了多少？应当纠正多少？如果不知道，治错了或是治反了，对于治“顺”、治“正”来说，通通都是“逆”。这就是《素问·标本病传论》说的：“治反为逆。”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得知道“正”是什么。你知道病人在武汉，可是你不知道去北京要往北走，那你的药方怎么开都是错的啊。临床治病，你判断小便黄不黄、唇舌红不红，那你得先弄清楚，没病的时候，小便和唇舌，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换句话说，你得先弄清楚，什么颜色的小便和唇舌，才是正常的。
张仲景先生在《伤寒论》中多次强调要注意“逆”。如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第90条：“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现行主流的《伤寒论》版本，全书有65处谈到“逆”字，其中不乏“此为逆也”的警示和强调。
读到这里，应该知道“知犯何逆”在张仲景先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一句中的关键作用了吧？
用了长篇大论作说明，目的是为了理清思想认识。这些阐述文字，一时理解不透的，可先跳过去。
其实，“知犯何逆”到底关不关键，张仲景先生在《伤寒论》中早已公布了答案。少阳篇第267条称:“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这里讲的，既不是“观其脉证，以法治之”，也不是“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既不是“观其脉证”四个字，也不是“随证治之”四个字。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关键，岂非一目了然？关键是“知犯何逆”啊！由于少阳篇排序靠后，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后浪们就这么让埋珠藏宝的龙宫宝殿杂草丛生、垣断梁塌，乃至于“野渡无人舟自横”了。
黄元御先生在《伤寒悬解》中对张仲景先生的“说逆”作了多处提示。如：“阳盛而泻其阴，则入阳明；阴盛而亡其阳，则入三阴……至于阳明，俟其腑热内实，一下而愈，犹为逆中之顺。然而腑邪伤阴，失于急下，亦伏死机，则顺中之逆，正自不少。若夫三阴，阴盛阳负，动罹危亡，则逆居强半，而顺不十三。仲景于是有救逆之法，随证处治，转逆为从，玄通微妙，良工苦心矣。”他还说，“桂枝、麻黄，太阳风寒主方也。若至三日之久，正将入阳明、太阴之期，业经汗、下、温针，而病仍不解，则事当大坏，未必犹在太阳。即太阳未罢，而亦未必尚属太阳桂、麻之证，是宜审观脉证，另立新法，故总立坏病之纲，详开救逆之门也。”
“逆”这个字，在张仲景先生那里，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字眼。这个问题，只有黄元御先生看得透。黄先生行医著述的时代，早有将某病称为“某证”的说法。但先生著《素灵微蕴》时，称“消渴解”“目病解”等；著《四圣心源》时，称“咳嗽根原”“腰痛根原”“痉病根原”“湿病根原”“目病根原”“耳病根原”等。先生称“XX病”则有，称“XX证”则未见于篇章节目之名。《素灵微蕴》16个案例，更是未见将XX病提炼、归纳为“XX证”。先生的所有著作均未论及“辨证论治”；但是，“辨逆”之论则随处可见。可见，“辨逆”（或称“辨逆知病”）才是四圣医学诊断疾病的根本方法。
（二）古圣之说
我们看《黄帝内经》。
《金匮真言论》说，“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应。”
《阴阳应象论》说，“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征四失论》曰：“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
一本《黄帝内经》，讲“逆”讲“从”的内容随处可见。
除了“阴阳反作，病之逆从”“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这些纲领性文字，《黄帝内经》说得更多的是具体辨别疾病逆从的内容。
如《通评虚实论》：“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秋冬为逆，春夏为从。……经络皆实……滑则从，涩则逆……脉急大坚……从则生，逆则死。帝曰：何谓从则生，逆则死？岐伯曰：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该论最后一段记载：“帝曰：愿闻虚实之要。岐伯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气盛身寒，此谓反也；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这些“常”“反”之说，难道不是“逆从”之意？
《至真要大论》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这是节选的文字。完整的该段就是通常说的“病机十九条”。原文不容易找到“逆从”的字眼。我们看看黄元御先生的解释：“三焦为相火，胆与三焦同经，化气相火，胆火上逆，则神气昏瞀，故诸热瞀瘛，皆属于火。”“甲木化气相火，诸烦躁狂越，皆少阳相火之证也。甲木随胃土下降，诸逆气上冲，皆少阳相火之证也。土湿胃逆，甲木不降，浊气壅阻，肌肉胕肿，经络郁碍，而生疼酸，胆木拔根，而生惊骇，皆少阳相火之证也。”“肺随胃土下降，肺逆则喘，胃逆则呕，诸痿废喘呕，皆属于上，上者，肺胃之证也。”这个“逆”象就这么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实际上，《内经》很多没有用“逆从”字眼的论述，也是在讲逆象。我们再看看“病机十九条”，“肝主筋，诸暴强直，筋脉不柔，皆厥阴风木之证也。”这个是肝木不升之“逆”。“土湿木郁，上为吐酸，下为注泄”，“吐酸”是本当下行的胆胃上行之“逆”，而其因则在于肝木之郁；“注泄”是本当上升的肝脾下陷之“逆”。
此外，《诊要经终论》：“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䐜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甚则入脾。咳逆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甚则入肺。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甚则入心。”这些文字仅一个“逆”字，但是黄元御先生告诉我们，“头痛巅疾，下虚上实，太阳不降，浊气上逆也。徇蒙招尤，目瞑耳聋者，少阳不降，相火上逆也。腹满䐜胀，支膈胠胁者，阳明不降，浊气上逆也。咳逆上气，厥在胸中，此太阴不降，浊气上逆也。心烦头痛，病在膈中，此少阴不降，君火上逆也。”
应该说，《内经》“逆从”二字，并非仅指“经气逆行”或“病之逆从”。如“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讲的是逆阴阳、逆四时的意思。但从病的角度，意思是相通的。归根到底，五脏六腑病生，无非因为逆其“生长化收藏”的阴阳五行之道。这就是《四气调神论》说的，“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内与道格）。”《四气调神论》：“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这个“道”，就是生长收藏之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圣人行道，“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实际上，《内经·灵枢·师传》有一句话，清清楚楚地揭示了“辨逆”之法在四圣医学中的核心地位。原文，岐伯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随顺自然规律，就是道；逆之则灾害生，就是病。因此说，诊病的核心在于“辨逆”。
（三）辨逆之教
那么，《四圣心源》又是怎么论述“气之逆顺”的？“气之逆顺”应怎样辨认？
人体气机的巡行，最主要的是在12条经络。《天人解·经脉起止》称：“阳明大肠、太阳小肠、少阳三焦，是谓手之三阳经。阳明胃、太阳膀胱、少阳胆，是谓足之三阳经。太阴脾、少阴肾、厥阴肝，是谓足之三阴经。太阴肺、少阴心、厥阴心主，是谓手之三阴经。”其走向，该章记载：“手之三阳，自手走头。……足之三阳，自头走足。……足之三阴，自足走胸。……手之三阴，自胸走手。”但12条经络，手太阳和足太阳是连在一起的，两条经络同气。其他手足同名经络也一样。因此，归结起来只有六经，六气。
要辨认六气的“气之逆顺”，首先要了解“六气性情”。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固有“性情”，那么当它表现出某种情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愉快还是生气。这就好像了解一个人是否生气，你得先了解这个人的固有性情。有的人生气是脸色发黑；有的人生气是闷声不语。如果不了解这个人的固有性情，就可能将一个习惯性黑脸的人，当成生气来对待。所以，黄元御先生在《四圣心源》第一卷《天人解》之后，第二卷的《六气解》，主要就是讲“六气性情”。
《六气解》卷首语：“内外感伤，百变不穷。溯委穷源，不过六气。六气了彻，百病莫逃。”
《六气解·六气从化》：“内外感伤，总此六气。其在天者，初之气，厥阴风木也；在人则肝之经应之。二之气，少阴君火也；在人则心之经应之。三之气，少阳相火也；在人则三焦之经应之。四之气，太阴湿土也；在人则脾之经应之。五之气，阳明燥金也；在人则大肠之经应之。六之气，太阳寒水也；在人则膀胱之经应之。”
《六气解·六气偏见》：“人之六气，不病则不见；凡一经病，则一经之气见。平人六气调和，无风、无火、无湿、无燥、无热、无寒，故一气不至独见，病则或风、或火、或湿、或燥、或寒、或热，六气不相交济，是以一气独见。如厥阴病则风盛，少阴病则热盛，少阳病则暑盛，太阴病则湿盛，阳明病则燥盛，太阳病则寒盛也。”
前面三段引文，内容不多，但很重要，应多读几次。
随后，先生指出“六气逆象”的大致规律和原理——
《厥阴风木》：“凡腹痛下利，亡汗失血之证，皆风木之疏泄也。”“凡眦黑唇青，爪断筋缩之证，皆风木之枯燥也。” “厥阴之病，下之则寒湿俱盛，上之则风热兼作，其气然也。”
《少阳相火》：“凡上热之证，皆甲木之不降，于三焦无关也。”“戊土与辛金，同主降敛。土降而金敛之，相火所以下潜也。戊土不降，辛金逆行，收气失政，故相火上炎。”
《少阴君火》：“土虽克水，而百病之作，率由土湿。湿则不能克水而反被水侮。”“土溃则火败，故少阴一病，必寒水泛滥而火土俱负，其势然也。”“至于上热者，此相火之逆也。火中有液，癸水之根。相火上逆，灾及宫城，心液消亡，是以热作。凡少阴病热，乃受累于相火，实非心家之过。”
《太阴湿土》：“土之所以升者，脾阳之发生也。阳虚则土湿而不升。己土不升，则水木陷矣。”“戊土不降，则火金上逆；己土不升，则水木下陷，其原总由于湿盛也。”
《阳明燥金》：“湿胜其燥，则饮少而食减，溺涩而便滑；燥胜其湿，则疾饥而善渴，水利而便坚。”“阴易进而阳易退。湿胜者常多，燥胜者常少。辛金化湿者，十之八九；戊土化燥者，百不二三。”
《太阳寒水》：“水之不寒者，癸水而非壬水也。”“木火主里，自内而生长之，故里气常温；金水主表，自外而收藏之，故表气常清。”“病寒者，独责癸水而不责壬水；病热者，独责壬水而不责癸水也。”
六经之气，行则顺，顺则经气不现；不行则郁，反行则逆，郁与逆均为病，病则经气现。这就是前文先生说的，“人之六气，不病则不见；凡一经病，则一经之气见”的意思，也是《素问·六节藏象论》说的，“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生则病”的意思。
先生在其传世的十一本著作中，尤其是在《四圣心源》《长沙药解》《玉楸药解》《素灵微蕴》等书中，反复揭示了各种“肝脾下陷”“胆胃上逆”的病理病机和症状表现。如：
《四圣心源》——
鼓胀者，中气之败也。中气一败，则气不化水而抑郁于下，是谓气鼓；水不化气而泛溢于上，是为水胀。……气不化水者，肺胃之不降也。……水不化气者，肝脾之不升也。
噎膈者，阳衰土湿，上下之窍俱闭也。中气虚败，湿土湮塞，则肝脾遏陷，下窍闭涩而不出；肺胃冲逆，上窍梗阻而不纳。
消渴者，足厥阴之病也。……淋因肝脾之陷，消因胆胃之逆。脾陷而乙木不升，是以病淋；胃逆而甲木不降，是以病消。
《长沙药解》——
呕吐者，肺胃之上逆也；滞气不能上宣，则痞闷于心胸。泄利者，肝脾之下陷也；滞气不得下达，则胀满于腹胁。悉缘于中气之虚也。（甘草）
中气旺则戊土右降而甲木不逆，己土左升而乙木不陷。乙木直升，故腹胁松畅而不满急；甲木顺降，故胸胁冲和而不痞硬。中气颓败，不能四运，甲木上逆而贼戊土，乙木下陷而贼己土。土木逼迫，则痞硬满急、疼痛惊悸、吐衄遗泄、干燥烦热之病生焉。（胶饴）
甲木下行而交癸水者，缘于戊土之降。戊土不降，甲木失根，神魂浮荡，此惊悸眩晕所由来也；二火升炎，肺金被克，此燥渴烦躁所由来也；收令不遂，清气堙郁，此吐衄痰嗽所由来也；胆胃逆行，土木壅迫，此痞闷膈噎所由来也。凡此诸证，悉宜温中燥土之药，加半夏以降之。（半夏）
《玉楸药解》——
凡男子遗精淋浊，女子带下崩漏，皆水寒土湿，肝脾郁陷之故。（益智仁）
凡水胀肿满、痰饮咳嗽、噎膈泄利、霍乱转筋、胎坠肛脱、谷宿水停、泄秽吞酸诸证，皆升降反常，清陷浊逆故也。（缩砂仁）
头目疼痛，乃胆胃逆升，浊气上壅所致。（蔓荆子）
中风病因木郁风动，血燥筋枯，外风虚邪表闭，筋缩四肢而成。而木郁之由，全缘水寒土湿，生发不遂。（白花蛇）
《素灵微蕴》——
齁喘解：“此肺气上逆之病也”。
吐血解：“火金不能清降，则上病吐血”。
惊悸解：“悸者，乙木之郁冲；惊者，甲木之浮宕。”
《长沙药解·桂枝》中，黄元御先生用了一句概括性的话：“大抵杂证百出，非缘肺胃之逆，则因肝脾之陷。”可见，诊病的核心，在于辨认是“肺胃不降”之逆，还是“肝脾下陷”之逆。
（四）辨逆之颠
通过前文的阐述，我们知道，所谓“辨逆”，就是在掌握六经六气理论（“六气性情”）的基础上，通过对患者症状（“脉舌症状”）的望闻问切，把握患者哪条（哪些）经络出现了“逆象”（“气之逆顺”）的诊断过程和方法。
从“症状”去判断“经络逆象”，就是“辨逆”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主要工作。那么，怎么“辨”？前文谈及的，其实是三类方法。第一类是《天人解》等谈到的，“阴阳”“五行”，以及“五官”“五气”“五味”“五情”等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做到在临床诊治中，见“怒”“呼”与“筋”“爪”而知病在肝，见“悲”“哭”与“皮”“毛”而知病在肺等。第二类是《六气解》等谈到的，在掌握六气性情的基础上，运用“援物比类”的思维方法，通过症状表现而推断出某条经络的病变。比如，“绞痛”的症状，可以类比为自然界的“风”，因此，见到“绞痛”的症状，就知道是本气为风的肝经病了。第三类是依据先生著作，以及《内经》的相关教导。如：“凡腹痛下利，亡汗失血之证，皆风木之疏泄也。”“凡眦黑唇青，爪断筋缩之证，皆风木之枯燥也。”等等。
上述第三类方法所“辨”之“逆”，其实包括了症状的“因”和“理”。“因”是经气之“逆”，“理”是经气逆了之后造成的影响、后果；其影响、后果的外在表现，就是症状。如“溲黄”的症状，“因”是乙木(足厥阴经)下郁，“理”是乙木下郁，导致木(血)中温气，蓄积成热。这个“因”和“理”，可简单认为是症状的“病因”和“病机”(“症状”未必等同于“病”，因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病因”)。（六气之“逆”，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症状，参拙作《疾病诊治旨要》。）
“辨逆”是诊病的核心。但是，单纯的“经络辨逆”完成了，诊断并未完成。也就是说，辨认出“肺胃不降”之逆，还是“肝脾下陷”之逆之后，还不能停下脚步。因为，“辨逆”的最终目的是“辨病机”。山巅还没到呢。
这里说的“辨病机”，与“辨证论治”无关。这里的“辨病机”无须提炼出“XX证”；也就是说，不必“辨证”。四圣医学这种“症状—辨逆（辨病机）—立法—用药”的诊疗思路，比起所谓的“辨证论治”那种“症状—抓主症—辨证（有人认为亦包括辨病机）—立法—选方（方证对应）—用药”的诊疗思路，仅仅从繁、简的层面上作对比，无疑就可以因减少了环节而降低了出错几率。
小的时候，很多人做过一个游戏。第一个人对着一只真实的猫画猫，再将自己画的“猫”传给后面第二个人对着纸上的“猫”画“猫”，等传到后面第六、第七个人的时候，画出来就是一条狗或是一只蝙蝠了。环节多，失真几率就高。
目前，走“辨证论治”路子的多数医生之所以处方有效率达不到七成、八成，甚至更差，是因为“辨证论治”本身，存在艰难且低效的先天缺陷。其中的“艰难”，主要体现在“抓主症”和“辨证（辨病机）”的环节。
之所以在这两个环节容易变形走样，是因为“抓主症”涉及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抓主症”通俗说就是“抓主要矛盾”。这是个思维能力的考验。你想想，学医的人，全部是思维能力很强的人吗？人人都能抓住主要矛盾吗？那些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他“辨”出来的“证”能正确吗？
四圣医学强调，“一证之见，必有至理。”任何症状在反映病因病机方面，均有其确定作用；在反映“气之逆顺”方面，均有其确定作用。再多的症状，对于四圣医学来说，都不构成需要像“火眼金睛”那般去“抓主症”的考验。因为，四圣医学对于症状，一般只须考察一个“二”和一个“三”。“二”是两层系统；“三”是“三阴”或“三阳”经络。
具体来说，四圣医学在第一层系统中，考量要素只是“阴阳”的“上逆”或“下陷”而已。因为所有症状，都归属于“阴陷”“阳逆”（即“肝脾下陷”“肺胃上逆”）两个系统。分清“上逆”或“下陷”之后，第二层系统的考量要素，是“下陷”的“三阴”中，肝脾肾三者以哪个为主；或是“上逆”的“三阳”中，胆肺胃三者以哪个为主。大多数病，是可以通过这两个层次的系统考量得到诊断、辨别的。
你想想，辨别“二”（阴陷或阳逆）和“三”（三阴或三阳）的难度大，还是练就“抓主症”的“火眼金睛”难度大？
你说，辨别“二”和“三”不算难。但是，说这些不是跑题了吗？不是应该说“辨病机”吗？
对。“辨证论治”的人，说他们也“辨病机”。前面说的就是“辨病机”前，他们面前的纷繁复杂和我们面前的井井有条。（关于“辨证论治”的偏差，参拙作《百家讲小坛：“辨证论治”误苍生》。）
所谓“辨病机”，就是分辨“什么导致什么？”
辨别“二”和“三”，只是分出了不同群体，以及那些群体以谁为首。可以认为，前面的工作，只是了解“症状说明什么？”（什么经络“逆”？谁最“逆”？）而那些群体中，良民与坏人、坏人与坏人之间，往往存在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辨病机”，分辨“什么导致什么？”就是理清这些因果关系。这个环节，是四圣医学领域中，最为考验思维能力的地方。虽然它说到底也不困难、不复杂。就像窗户纸。
为什么往往存在“什么导致什么”的因果关系呢？根本原因是，万物存在相互联系规律。
《四圣心源·六气解·六气偏见》：“如厥阴风盛者，土金之虚也。少阴热盛、少阳暑盛者，金水之虚也……”这些文字说明的“此气之偏盛，定缘彼气之偏虚”的道理，体现的就是四圣医学另一个根本理论基础（或指导原则）——“阴阳相依”。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阴阳”作为万物演变基础的代称，二者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道理。如“独阳不能生，独阴不能成”“阴阳互根”。《素问·经脉别论》篇，黄帝问，“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答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脉象会受到“居处、动静、勇怯”等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万物相互联系规律的体现。《六气解·少阴君火》提到，“见心家之热，当顾及肾家之寒”，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六气解·本气衰旺》：“……从化者不司气化，总以司化者为主，故十二经统于六气。病则或见司化者之本气，或见从化者之本气，或司化者而见从化之气，或从化者而见司化之气，全视乎本气之衰旺焉。”这里运用比较思维分析六气从化，实际上，揭示了世间万物，只有在与相对物、参照物相互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对其特点、强弱等属性进行判定的道理。阴阳是相互依存的。这个“相互依存”，体现了万物相互联系的规律；同时，它们互为参照物，昭示着人类认识事物，必须同时考量所要认识的事物所处的环境等相对因素。没有“阴”作为比较，便没有“阳”的结论。而所谓的“阳”，仅是相对于作为比较的那个“阴”（或该“阴”之下的“更阴”）而言；对于更“阳”的事物，前面那个所谓的“阳”，必然就将变成“阴”。就象“10米”，对于“9米”或“9米以下”，它属“长”；但对于“11米”或以上，则属“短”。同理，病人告诉你，“每餐吃一碗”，你必须进一步追问，如果你不问清楚他之前的饭量是半碗还是两碗，“吃一碗”这个说法，怎么知道它是多还是少呢？
“阴阳相依”的理论基础（指导原则），在“辨病机”的过程中有什么实际意义？为什么要在这里讲？
举个例，你辨出了“三阳”之逆，并且根据患者主诉，弄清楚了哪些症状让他更痛苦，比如，发热不高，饭量减少，但咳嗽最困扰。那么，你知道，“胆肺胃”的“三阳”中，以肺气不收为主。这时，完成了“辨逆”第二个层次的考量。
但是，肺气不收，比如，咳嗽，并且是干咳，怎么治呢？你说——“润肺止咳。”未必行啊！并且，你这个脱口而出的答案，充分体现了你思维不到位啊。什么思维不到位？没有真正领悟并自觉应用“阴阳相依”的指导原则啊。
明确了主要问题在肺经，你应当根据“阴阳相依”原则，进一步分析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肺经生病。无论哪条经络病，往往都不是它“自愿病”，而是其他因素导致它病；病了之后，往往都不是它“独自病”，而是其他经络将因它而病。万物相互联系啊！
这个考察“什么导致什么”的过程就是“辨病机”——辨别疾病产生、变化等的机理（两个“什么”分开来，前面的“什么”，就成了“病因”；而后面的“什么”，往往还会是另一个症状或病机组成中的原因。因此，“病因病机”常常放在一起说）。
回过头说前面的“干咳”。干咳是“燥”。但是，“燥”可以是五运六气的燥金之气过旺，导致肺经生病，也就是自然界外部因素致病；“燥”还可以是肝木不达，抑郁生风，风动而生燥，也就是人体内部脏腑相互影响致病。因此，你得仔细诊察与其处于“左右升降”的另一边，本应“左升”的肝经，到底是不是病了。换句话说，你不能因为咳嗽最严重、最困扰，抓住了右路肺经这个主犯，然后就这么结案了。
你得进一步把肺经的病，放在更多的系统中考量。比如，放在“左右升降”的“升降”系统中，进一步诊察左路肝脾肾等是否存在问题，深入挖掘肺经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左路肝脾肾的问题所引发。或者，放在“五行生克”的“生克”系统中，进一步诊察胆、胃是否存在问题，深入挖掘肺经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相火刑金”等问题所引发。等等。主犯背后，有幕后老板的案件不在少数啊。
这就是第二层系统考量的延伸，即第三层的系统考量。
学会上升到这个层面去作系统考量，你的四圣医学就登堂入室了——不要觉得这句话轻描淡写，然后“便作等闲看”。古今不少名医，都未能直接而透彻地理解到这一点。有名的警察，未必是睿智的侦探。很多“医”，“名”是有了，可立法处方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原因就是，他考量的系统过于单一、肤浅。治干咳，多少医生懂得用息肝风的方法去治？看看古今医案，你就知道真实状况了。
概括起来说，第三层系统考量（“辨病机”）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弄清楚是否存在“右病左因”等情形，弄清楚“什么导致什么？”具体说，第三层系统考量，需要考量“两个‘四’”。一个是“四考病因”：右病左因或左病右因、右病右因或左病左因、右病中因或左病中因、右病外因或左病外因；一个是“四察系统”：左右升降系统、五行生克系统、手足同经系统、脏腑自身系统。所谓“脏腑自身系统”，指脏腑自身阴阳、邪正等因素的考察。如脾阳虚，则脾湿盛；肾阳虚，可并见肾阴虚。等等。
说到这个层面，诊病的秘诀，就无“秘”可言了。
概括起来，“辨逆”三部曲：“辨二”——观其脉证分左右（辨别阴陷阳逆）；“辨三”——同侧三经找主经（辨别主要逆气）；“辨整体”——综观左右定真相（辨别病因病机）。你可以把“辨逆”三部曲比喻为“区分良民犯人”“侦查罪行主犯”“彻查幕后老板”。
换个角度说，通过“症状说明什么”去辨析六经经气逆象，通过“什么导致什么”去辨析逆象因果关系，结合“症状因于什么”去辨析疾病最初动因，这就是诊病的全过程。
处方用药，主要的，无非是针对病因病机（较为完整地说，是“三针对”，即针对“五运六气、脉舌症状、病因病机”），运用寒热药性，使其“反逆为顺”。
三、着眼“中气升降”原则的“反逆”之动
“辨逆”三部曲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由第一、第二部组成的“经络辨逆”部分，目的是把握“阴阳之偏”或“阴阳之反”（“阴阳反作”），即“六气逆顺”。这个是还没到山顶的山的其他部分。另一个是第三部的“病机辨别”部分。这个是诊断的山顶、山巅。总称为“辨逆”环节。
“辨逆”完成，则可明治法；治法定，乃可“随证治之”。这就是《伤寒论》少阳篇第267条的，“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比如，知道“乙木下陷”之逆，就明确了“升肝达木”的治疗大法；知道“寒水下润”之逆，就明确了“暖水升阳”的治疗大法。治疗大法确定了，就可以根据其脉证来处方用药。比如，“乙木下陷”的脉证观察到瘀血，就必须用活血祛瘀药来“升肝达木”；“乙木下陷”的脉证观察到血虚，就必须用滋肝养血药来“升肝达木”。
治病就是“反逆为顺”的过程。
但“反逆为顺”不能矫枉过正。其目的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一）治法之要
《四圣心源》教导，六气生病的基本规律是：“戊土不降，则火金上逆；己土不升，则水木下陷。”而“其原总由于湿盛”。戊土是胃，火金是胆（心）和肺；己土是脾，水木是肾和肝。胃胆（心）肺是俗称的“三阳”（实际的“三阳”是足太阳膀胱、足少阳胆、足阳明胃。心、肺居上焦，其气宜降；而膀胱经病，通常是外感病，其气以“开”为要，故俗称的“三阳”含心、肺而不含膀胱经）。实际的“三阴”是足太阴脾、足厥阴肝、足少阴肾经。“三阳”“三阴”主要是指足经的经络。原因如《伤寒悬解·六气司令》：“《伤寒》六经，皆言足经而不言手经，以足经周遍于身，其部大；手经只行两手，其部小。”综合来说，通常讲的“三阳宜降”，指胆肺胃的经络和脏（腑）气的“降”；“三阴宜升”，指肝脾肾的经络和脏气的“升”。
这个升降关系，可简单理解为中焦（脾胃）转运基础上的四维（肾、肝和心、肺）升降。手少阴心经的君火和足少阳胆经的相火均为火，所以常常放在一起分析。但是因为“相火之性，暴烈迅急，非同君火之温和”，“凡少阴病热，乃受累于相火，实非心家之过”。因此，讲“三阳”，通常讲胆的相火而不讲心的君火。这也是“抓主要矛盾”的体现。“三阳”“三阴”的升降关系，如果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来类比，那么像汽车方向盘。脾胃是方向盘连着底盘转向轴的那个中心点。“三阳”是左手，是胆胃肺，其运动方向通常向下。“三阴”是右手，是肝脾肾，其运动方向通常向上。这种情况下，方向盘总的运动趋势是向左的。这个恰好是肝气的运动方向。“肝木主生”，这个运动趋势，是生命生生不息的持续运动趋势。但是，对于病人来说，你的右手，就是病人的左侧身体；你的左手，则是病人的右侧身体。因此，从病人的角度来说，阳气运动概括起来是“左升右降”。如果出现了上焦症状，那么直接原因是右路不降的问题；出现了下焦症状，直接原因则是左路不升的问题。因为阳升于左降于右。方向盘是个病人，你用你的手去调理他的阴阳平衡，让他“反逆为顺”“阴平阳秘”。
可以看出，所谓“平衡阴阳”，其实就是在顾护中气的基础上调整左右升降。治疗，总的说，只是“三类法”。
第一类是调理中气。以《伤寒论》理中汤或《四圣心源》黄芽汤为代表思路。但中气之病，常与四维之病并见。因此，单纯调中气之需，少之又少。
第二类是顾及中气基础上的升达阳气，解决“己土不升，则水木下陷”的问题，称为左路用药。
第三类是顾及中气基础上的敛降阳气，解决“戊土不降，则火金上逆”的问题，称为右路用药。
为什么左右用药，均须顾及中气？因为中气是“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而“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
为什么要从左右用药而不从上下用药？因为“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道路通了，货物还能输送不到？“要想富，先修路”，人事与世事，无不同。
当然，在用药过程中，还有升左路兼敛右路，或敛右路兼升左路，或开表气兼左右路等思路方法。那是“三类法”——“常法”基础上的“变法”。“知常”，然后还需“达变”。“三类法”是基础。
顾复初先生，清朝光绪中期被推为蜀中第一书家，曾任光禄寺署正。他自己说，“略尝从事于此。”意思是“学过医”。网络上查不到他有医名。不过他对黄元御先生医理的概括却是至为精当。他在《四圣心源》的一次刻印中作序说，“其宗旨言：中皇转运，冲气布濩；水木宜升，金火宜降。”这句话与黄元御先生在《长沙药解·桂枝》中说的，“大抵杂证百出，非缘肺胃之逆，则因肝脾之陷”的意思相同，但表述得更加周密完善。学人如果能对顾复初先生的这句话下一番功夫，必定有大收获。
是与不是，我们看看被誉为“方书之祖”的《伤寒论》。
（二）熟习之方
看看桂枝汤和麻黄汤。
桂枝汤是《伤寒论》的首方，被称为“千古第一方”。
但是，就是这么基础、这么流传久远的方子，千古以来，没多少人真正弄懂过。比如，清末著名医家郑钦安，火神派开山祖师，他在《医法圆通》中说：“桂枝汤一方，乃调和阴阳，澈上澈下，能内能外之方，非仅治仲景原文所论病条而已”。提出“桂枝汤方……凡是太阳经地面之病，皆可用得。”今人唐步祺称其“并将经验病形，列出十条”云云。
只要说某某“方”，不管是否“并将经验病形，列出十条”，其思路，绝大多数在起点就已经跑偏了。桂枝汤方，加上药量，可以称为桂枝汤方；去掉药量，不可称桂枝汤“方”，但可称桂枝汤“法”。如“厚朴、大黄、枳实”三味药，没加药量时，能说它是什么汤吗？不能。因为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都是这三味药。因此说，“方是死方，法是活法。”从说“方”开始，基本上路就很难走对。但“法”则可曲尽其妙、化为千方。在中国文字中，“方法”虽然是一个词，但两个字的意思其实差别非常大。
那么，对于桂枝汤来说，它这个“法”，即桂枝汤“法”，到底是什么？它是干嘛的？
黄元御先生在《伤寒悬解》中示，桂枝汤，“甘草、大枣，补脾精以滋肝血，生姜调脏腑而宣经络，芍药清营中之热，桂枝达营中之郁。”其病发因为“卫秉肺气，其性收敛，风鼓卫气，失其收敛之职，是以汗出。风愈泄而卫愈敛，则内遏营血，郁蒸而为热。”因此，用芍药清营中之热，用桂枝达营中之郁。“营”为经络之血，而经络之病属少阳。因此，“芍药清营中之热”，主要是清右路少阳相火之热；而芍药“酸收”之性，也有收敛胆经经气之功。因此芍药的功用主要在右路。但是，“营”虽为经络之血，毕竟“司于肝木”。因此，桂枝辛温，其性升达，用它走肝经而“达营郁”。“达营郁”就是达木气，就是升阳气。因此，“桂枝汤法”，简单说，是“清营热、达营郁而滋化源”。它是在“滋化源”，即补中焦的基础上，针对肝胆层面，也就是在木气升降的路线，清敛右路而升达左路的大法。《伤寒论》原方，桂枝和芍药用量均为“三两”，也就是说，“桂枝汤法”是在兼顾中焦的基础上，左右平衡用力的治法。鉴于生姜略兼解表之力，因此可称“桂枝汤法”是偏于右路用药的治法。
如果单纯讲“桂枝法”，那就完全变了。它直接就是左路用药——升阳气，包括桂枝甘草汤、桂枝去芍药汤等。
麻黄汤，黄元御先生示：“甘草保其中气，桂枝发其营郁，麻黄泻其卫气，杏仁利其肺气，降逆而止喘。”其病发因为“血秉肝气，其性疏泄，寒闭营阴，失其疏泄之权，是以无汗。寒愈闭而营愈泄，则外束卫气，闭藏而为寒。”麻黄汤是针对寒邪束表，解表降逆兼达营郁（即达木气）的思路，以右路用药为主，兼顾左路升阳的治法。
黄元御先生在《伤寒悬解·太阳二十》中示：“桂枝泻其肝血，麻黄泻其肺气，营卫分属于肺肝，而统司于太阳，故太阳风寒之初始，首以桂枝、麻黄二方，为定法也。”肝在左，肺在右。因此，称桂枝为左路用药，麻黄为右路用药，也是一个说法。
但是，在桂枝汤、麻黄汤中，桂枝都只是臣药，君药为芍药和麻黄。这在《伤寒悬解·太阳十八》中可见一斑。如，“桂枝本解肌表，以散风邪，若其人脉浮而紧，发热，汗不出者，是寒伤营血。营伤则束其卫气，是当去芍药之泻营血，而用麻黄以泻卫气，桂枝不可与也。”易芍药为麻黄，而留桂枝达营郁，因为表病而营气不达，故均须用。但风伤卫气，则营血郁而生热，因此用芍药清营热（桂枝汤“治在营血”）；寒伤营血，则卫气郁而生寒，因此用麻黄散表寒。言“桂枝不可与也”，你看，去掉芍药，虽然桂枝这味药还在，但已经不叫桂枝汤而叫麻黄汤了。芍药为君而用桂枝为方名，这个问题不知张仲景先生当时是怎么考虑的。这里不猜测。
一本《伤寒论》，归根到底就是“三类法”。调理中气的理中汤法、甘草干姜汤法，降敛右路的皂荚丸法、百合知母汤法，升达左路的红蓝花酒法。当然，更多的是以左或右为主，兼顾中气或右、左路的。如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干姜芩连人参汤，兼顾中气基础上的右路用药；桂枝人参汤、当归四逆汤、苓桂术甘汤，兼顾中气基础上的左路用药。
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可以再看看《长沙药解》。
《长沙药解》的“卷一”是中焦用药为主的治法和处方思路。比如理中汤、甘草干姜汤、吴茱萸汤法、大建中汤。但是，中焦为脾胃所居。脾升胃降，中焦用药多数也有升降之分。中焦降泻的，如大承气汤，降泻胃腑之法；大黄甘草汤，清泻胃热之法；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泻满消胀之法。中焦升敛的，如桃花汤、赤石脂禹余粮汤、禹余粮丸等。“卷二”是肝胆用药，以左路为主的治法和处方思路（其中柴胡、梓白皮、猪胆汁、酸枣仁和芍药、黄芩、白蔹、铅丹主要走胆经，为右路降敛用药）；“卷三”是右路肺经用药为主的治法和处方思路；“卷四”用药主要针对心、肾（膀胱）。一个要上，一个要下。因两者统属于少阴经，因此列为一篇，但是包含了左路升阳和右路敛阳的两个用药方向。不过，主要还是左路升阳居多。
你只要看看某味药组成的药方收录在哪一卷，就知道那味药组成的那张药方（那个治法），到底是走中焦为主，还是升降为主了。比如干姜，这味药本身收录在卷一，是中焦用药。当它组成“干姜芩连人参汤”的时候，它仍然收录在卷一的“干姜”条，所以“干姜芩连人参汤”这张药方是走中焦为主，兼顾右路清泻（黄芩、黄连）的思路；当它组成“黄连汤”的时候，它收录在卷四的“黄连”条，所以“黄连汤”是右路清泻君火为主，兼顾中焦用药（干姜等）和左路用药（桂枝）的思路；当它组成“胶姜汤”的时候，它收录在卷二的“阿胶”条，所以“胶姜汤”是左路升阳为主，兼顾中焦用药（干姜）的思路（先生加了“甘草、大枣、生姜、桂枝”之后，左路升阳的意思体现得更明显）。
所谓左路用药，就是升达阳气的药；所谓右路用药，就是敛降阳气的药。因此，说来说去，所谓诊断，就是要判断到底是出现阳气不升，脾肾肝下陷的“逆”；还是出现阳气不降，胃胆肺不敛的“逆”。阳不升就升左；阳不降就降右。用药的思路，无非是在顾护中气的基础上“反逆为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使人体的阴阳“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而已。
（三）心源之法
《四圣心源》是怎样围绕“中气升降”原则“反逆为顺”的？我们看看几个章节。
如《劳伤解·阴虚》。因为“阴虚”的病机是“胃土不降，金水失收藏之政，君相二火泄露而升炎，心液消耗”，因此，地魄汤用“麦冬、芍药，双清君相之火；半夏、五味，降摄肺胃之逆；元参清金而益水；牡蛎敛神而藏精”，并用甘草以培土气。其大法，即双清君相、降肺胃助收藏。
如《劳伤解·阳脱》。文称：“阳气右降而不逆者，有此离阴以翕之也。其降敛之机，全在于胃。胃气不降，则神气飞腾而阳脱。”该章兔髓汤与地魄汤所治之病，病机的核心同样是“胃土不降”。因此，治疗之“法”同，其处方也大同小异，随其“证”之“异”而有所调整。上阳不降，“去湿培土，敛降胆肺胃”是通法（阳旺胃燥者除外）。因其神魂不敛，故加龙骨；因其阳之虚，故加附子补心肾之阳；因其阳虚甚，无君相之火，故去麦、芍“清上”之法；因阳久不藏，亦有肾水亏虚之弊，故用玄参补水之法。
如《劳伤解·神惊》。其病机：“惊悸之证，土湿胃逆，相火不藏”。因此，金鼎汤“用茯苓去湿，半夏降胃，桂枝达肝，芍药敛胆，龙骨、牡蛎，藏精聚神，以蛰阳根。”全方仅用一味桂枝达木，而用半夏、龙骨、牡蛎、芍药敛降，乃右路病敛降为主之法。这个病与前面的阴虚、阳脱虽然都是右路敛降为主的问题，但是有区别。正是这些症状、病机上的区别，因此治法、处方上存在区别。
先生围绕“中气升降”原则“反逆为顺”的思路体现得更为彻底的，是《四圣心源》几处对《伤寒论》原方的修正完善。比如——
《劳伤解·便血》章，先生认为，“便血之证，亦因水土寒湿，木郁风动之故。”因此，虽然“仲景黄土汤，术、甘、附子，培土温寒，胶、地、黄芩，清风泻火，黄土燥湿扶脾，法莫善矣。”但是，他仍然加了一味桂枝，称，“此加桂枝，以达木郁，亦甚精密。”先生所示之桂枝黄土汤，补充了升达乙木之法。《伤寒论》原方虽暖水燥土有助于木气升达，但毕竟没有升达木气的直接效果。
《杂病解上·反胃根原》章，先生认为，“仲景《金匮》，于反胃呕吐，垂大半夏之法，补中降逆而润肠燥，反胃之圣方也。”但是，他还是觉得“若与茯苓四逆合用，其效更神”。因此，示人以姜苓半夏汤（人参、半夏、干姜、茯苓、白蜜）之法，并称，“若肝气不能疏泄，加桂枝、阿胶，疏木清风。”结合《素灵微蕴·反胃解》，先生处方用药为“川椒、附子、干姜、茯苓、甘草、桂枝、白芍、丹皮、半夏、苁蓉”，方用桂枝、白芍息风达木，可认为先生对于大半夏汤治反胃，实际上是认为其并未尽善的。按先生之理，反胃固有呕吐，以“下行无路，则逆而上涌”。然究属“脾阴下旺而窍闭”，亦“脾陷而杜其下窍”（《杂病解上·噎膈根原》）。因此，温中燥湿与双升土木之法不可无。这也是先生之姜苓半夏汤加用干姜、茯苓，并提示加用桂枝、阿胶的原因所在。
《杂病解中·瘕疝根原》章，先生认为，在张仲景先生的乌头桂枝汤法中，“加茱萸、泽泻，去其寒湿”，才能起到“以绝疝瘕之根”的效果。
《杂病解下·霍乱根原》章，先生认为，“病在火令，全属寒因，是以仲景立法，率主理中、四逆”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仍然认为应当“变通理中、四逆之意”，示人用桂苓理中汤（人参、茯苓、甘草、干姜、桂枝、白术、砂仁、生姜）之法，并称，“吐不止，加半夏；泄不止，加肉蔻；外有寒热表证，加麻黄；转筋痛剧，加附子、泽泻。”
《妇人解·杂病根原·带下》节，先生认为，“仲景温经一汤，温中去湿，清金荣木，活血行瘀，诚为圣法。”但是，他所示的温经汤，仍然在张仲景先生原方“吴茱萸、麦冬、当归、芍药、川芎、人参、桂枝、阿胶、丹皮、甘草、生姜、半夏”的基础上，易生姜为干姜以温中，去半夏增茯苓以去湿。
《长沙药解·阿胶》的胶姜汤，原方阙载。先生认为原方由“阿胶、干姜”组成。但称，“今拟加甘草、大枣、生姜、桂枝。”这个治法的调整，集中体现为桂枝升阳。
这些修正完善，体现了先生针对“三阳”“三阴”用药的时候，更加周密、系统的考量视野，值得后学深思。如果要简单引用一句话来表示这种思路，可以用“木生于水而长于土。木气不达，固赖土气达之；土气不升，亦赖木气升之”这句话。说到底，还是“阴阳相依”原则的圆融应用。
再说明一点，“围绕‘中气升降’”原则‘反逆为顺’”，真正要上升到较为精密的层面上讲，处方用药应当是：“结合五运六气，审察脉舌症状，辨其病因病机”。笔者将其概括为“用药‘三针对’”，即针对“五运六气、脉舌症状、病因病机”。“病因病机”是“辨逆”的范畴；“五运六气”集中在《素问》的七篇大论中。《四圣心源·六气解》的“六气治法”中，桂枝苓胶汤、黄连丹皮汤、柴胡芍药汤、术甘苓泽汤、百合五味汤、苓甘姜附汤等六个“法”，是治疗“五运六气”疾病的提纲性表述，需认真领会（针对五运六气用药的方法，参拙作《五运六气说要》）。
总的说，四圣医学与世俗中医不同的是，四圣医学整体强调“自然之道”，诊断强调“辨逆知病”，立法强调“中气升降”。这就是四圣妙法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换个角度说，一是强调“援物比类”而观天察人。二是强调“气之逆顺”而辨逆知病。三是强调“枢机轮转”而升降四维。从“理法方药”的完整系统进行分析，那么至少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药性的基本理解不同。如对当归、阿胶、生地、熟地、知母、天冬、黄精、枸杞等的理解。二是对阴阳的消长理解不同。四圣医学秉承“阴易进而阳易退”的原则，慎用滋润助湿药而重视燥湿升阳药。
如果要说《四圣心源》的不足，可以说两个方面。一是阴虚之病阐述不多。对临床方面可以见到的舌面光剥如镜，或舌中光剥无苔的伤阴之象，讲的很少。二是舌诊之法阐述不多。学习舌诊，需到古今其他医书中去找有用的论述。
（四）临床之例
临床案例的学习，应该以黄元御先生的著作为主。先生原有《玉楸堂稿》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了解先生的医案，要看《素灵微蕴》。下面用2018年10月，本文以《三步成医》之名成稿时收录的几个医案，谈谈笔者对疾病诊治的认识。
1.孙某脚挛急病
孙某，女，年近70。每晚三点双脚抽筋痛甚，历时十多年，于广州等地多方寻医不效。痛时小腿肌肉内陷，自谓“肉不知到哪儿去了”；痛时小便急剧增多；痛甚屡有“把脚剁掉”的想法。大便常结粒。口不渴。血糖、血压均高，曾做心脏支架手术。舌见白苔。六脉沉弱，左关尺略弦。
病发时小腿肌肉内陷，正如自然界的池塘底部干涸开裂现象，燥象一眼可知。病发时小便急剧增多，是风木疏泄的表现。可见燥象也是风动所致之燥。大便结粒是风木不能疏泄，肠窍梗塞。白苔为有湿。口不渴是因为中焦寒湿过重。左关尺沉弱略弦为风木不达，陷于肾脏母家。因此，治法宜培土去湿、暖水息风、滋肝达木。方用炙甘草、茯苓、薏苡仁、干姜、生晒参、砂仁培土祛湿醒脾郁，黑附片暖水，肉桂、肉苁蓉、当归、白芍、丹皮、丹参、川芎、桂枝息风滋肝达木。考虑到血压及阳气不敛等问题，以及病发于凌晨3点，恰在肝经气过、肺经气旺的交接之际，除了肝不升，应也有肺不降问题，故用姜半夏、杏仁、陈皮、五味子敛肺胃，并用生姜调脏腑宣经络。
就诊时为大年二十九。患者拟年后再服。余告之，即便服一剂，也好过拖至年后。当晚服药一碗。次日醒时，以为3点，定睛看钟方知已是早上6点。方子陆续有微调，患者断断续续服至21剂后基本停药。停药后偶尔仍痛，但仅轻微。无法除根，一是因为患者饮食等习惯妨碍；二是服药本就不大重视，坚持不好；三是肝脏气血恢复，应有过程，非人力所能强求；四是药味较多，药力较散，主药分量不足。
2.张童咳嗽病
张童，女，1岁零8月。因反复咳嗽3月余，于深圳某妇幼保健院求医。就诊病历记载无发热，见涕多，咽充血，扁桃体肿大，呼吸略促、音粗，舌淡红苔薄脉细，二便调，未见疱疹。医以百部、射干、五味子、桑白皮、百合、地龙、枳壳、路路通等与服。夜咳益甚，难入眠，辗转反侧。3日后经微信发图及信息来问诊。询得咳为干咳，早晚多。饮水多。涕见青绿色。
此证为不多见的症状，且某些症状彼此难以兼容。主要表现为上焦同时有热又有寒湿。饮水多，以及咽充血、扁桃体肿大因有热，是胆火上炎。但涕见青绿，肺中应为寒湿。且两三月均涕多，更可见非热；若为热，应烤至液焦，难以仍有大量鼻涕，何况其色青绿。胆火上炎，为中焦脾湿所致（虽时令正当少阳相火主气）。又见深圳药方，服后咳多，明为阴阳错认，误用寒药所致。因此，上焦既要清相火，又要温燥手太阴寒湿。此为核心。其余无非培土祛湿，解表敛右路。但考虑其早上之咳，略用苍术、防风、桂枝达左路；考虑六气问题，略用沙参补肺中清气。
方用炙甘草、茯苓、薏米仁、干姜、苍术、白术、大枣、防风、炒白芍、桂枝、柴胡、枯黄芩、姜半夏、橘红、五味子、细辛、沙参、荆芥、苏叶。2剂后，涕消，昼不咳，夜咳轻。微调方子，再2剂愈。
3.黎女经水病
黎女，22岁，未婚。主诉经水两月未见。二便调，眠纳如常。唇色灰白。左关脉浮取小，沉取大偏滑数；左尺弱小偏数。右关沉偏弦弱迟。
经水不调，黄元御先生认为乃木不疏泄，没有其他复杂原因（当然，为什么出现“木不疏泄”，那是“抓幕后老板”的问题）。法宜培土温中、暖水滋肝、通经达木。方用炙甘草、茯苓、泽泻、干姜、党参、苍术、黑附片、肉桂、制首乌、阿胶、白芍、丹皮、丹参、桂枝、细辛、山药、大枣、生姜。处方时告知大概应服至9剂方有效，但内心自认为可6剂见效。最终服至第9剂刚要下煎时经水来。窃以为，未能更快见效，一是该女服药并不用心，几剂药用了半个多月；二是期间外出旅游等，再耗气血。
4.陈某心下痛病
陈某，男，41岁。就诊前晚睡时觉脐下（脐周边）有气冲至膈下后，分散至两侧，如喷泉冲击。痛甚。坐起后缓，躺下时甚。自服日本胃药不效。病发前几日饮酒多，熬夜多；纳多略胀。诊时当早纳差。舌苔白厚，狭长分布于舌中线两侧。左寸沉大数，关浮取小数、沉大弦数长上关上，尺沉小数；右寸沉涩，关浮取小数、沉滑大偏迟涩，尺沉小偏迟。
断为奔豚气发。方用炙甘草、茯苓、泽泻、干姜、党参、白术、大枣、防风、桂枝、白芍、姜半夏、丁香、生姜。下午两点多服完1剂。发作频率减，自称“比早上好很多”。傍晚加黑附片，服第2剂。次日大效。当晚听药店意见，另服消炎药3种。嘱勿再服。调方再1剂。次日基本痊愈。
5.温童便秘病
温童，女，年近4岁。自小便秘，几乎每便必用开塞露。小便不利，日夜不离纸尿裤。长期有湿疹。喝水少，每次仅润湿嘴唇，其父曰，“如猫舔水”。查有贫血。纳差。脉沉小数。舌苔滑，中后厚。出生时体重过轻，先天不足。
断为脾肾寒湿所致的肝木不达。木不疏泄，故二便不利；阳郁于表，故身常见疹。方用炙甘草、茯苓、泽泻、炮姜、滑石、白术、草豆蔻、生晒参、白芍、肉苁蓉、麻仁、桂枝、当归、薄荷、防风、丁香。2剂期间，可主动大便，其父称前所未有。湿疹也见好转。加制首乌，再2剂。陆续服药至6剂。随后，二便持续好转，逐渐可自己找水喝，精神向好。
6.亲人便血病
老家一亲人，年逾七十，诊前因所谓“胃出血”于某医院住院。医院为之吊针，称出血原因不明，待几日后方可进一步诊断。时恰本人回老家，遂于次日以转诊为由，至该院将亲人接回自行治疗。经询，所谓“胃出血”，乃大便色黑、末端见红。便血而已。诊时口略干略苦，汗较多。苔厚略黄。大便日二行，偶溏。称吃冷物易腹泻。左脉沉弱微偏数，关尺尤甚；关略弦。右脉沉弱微偏数。
此乃肝脾下陷，风动出血。此证张仲景先生用黄土汤，黄元御先生用桂枝黄土汤。因为灶中黄土难找，用了方意，而没套用原方。药用炙甘草、茯苓、薏苡仁、干姜、白术、苍术、党参、黑附片、山药、桂枝、炒白芍、柴胡、枯黄芩、丁香、肉苁蓉。
一剂当晚便行3次，第二次起不见红色。随后两天，仍不见红色。第三晚又有，但比服药前轻过半。嘱去柴芩续服3剂。几天后回访，第四日起，未见便血。后以炙甘草、茯苓、薏苡仁、干姜、白术、苍术、党参、黑附片、当归、制首乌、桂枝、丁香、肉苁蓉、生姜调理3剂，精神胜前。
以上案例虽经拣择，但并未专取某种类型。当时成文后发现，除张童咳嗽一案为右路用药之外，其余均是升达肝木为主的左路用药，可证先生“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气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气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之诲，真实不虚。
顺便说说，处方至今，多数有“半剂知”之效。见功之快连笔者本人也甚惊奇。这个原因，本人归结为先生医理之至当。至于能否“两剂已”，因病而异。外感病不乏此类。
后记
按照四圣医学的教导，比较熟悉地掌握了前述内容，实际上成为一名医生是没问题的了。但是，学到这个时候，你成医生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没真正掌握前述的“辨逆”之法。
学会了“辨逆”，你成医生了吗？
——还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知道“逆”在哪里，知道“反逆为顺”应该升左路还是降右路。但是，你不懂药性。
掌握了药性，你成医生了吗？
——还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层心理障碍没突破。
很多人觉得开中药方治病，是很困难很须谨慎的事，怕自己做不好，害人害己。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心理障碍。很多人从小到大，已经很多次给自己或他人开过药方了。比如让人买感冒灵吃、买抗病毒口服液喝。买这些虽然不用自己手写方子，不用自己煎，但哪个不是药？
所以说，学会了辨逆，弄懂了药性，无须担心，放胆去治就行，总有需要踏出去的第一步。
药量问题，可参考医书给的用量。如《四圣心源》的“三钱（即9克）”等。也可参考药书、药典或是比较正规的中医网站收录的药材安全用量。比如，上“中医世家”平台查。想查威灵仙，只要在百度或是360搜索引擎上，打上“威灵仙”，空格键后，加上“中医世家”四个字就可以了。
四圣医学可以让你迅速成为医生。但是成医之后，还有很多路要走。
比如，积累用药经验。先生36岁开始写医书（《素灵微蕴》），随后相继撰写了《伤寒悬解》（44岁）、《金匮悬解》（44岁）、《四圣悬枢》（45岁）、《伤寒说意》（47岁）、《四圣心源》（48岁），到了49岁才开始写药解（《长沙药解》），50岁才完成药解的第二部（《玉楸药解》）。可见对药性的理解需要多么谨慎。先生传世的《长沙药解》和《玉楸药解》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是，正如十地菩萨还须破一品无明，先生对药性的阐释应当是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的。这些不足的地方，需要我们自己去验证。这其中，包括药的性味归经，尤其是主治特长等等。
而路的终点，无疑应当是圆通医药之理。基础是对先生著作的全面理解，然后是学习借鉴包括《内经》等其他有成就的先人的理论和经验。比如，明末《景岳全书·传忠录》所载的临病“十问”，对于全面了解患者症状，就是一个概括性指导方案。
总的说，要努力实现从“理无碍”到“事无碍”，再到“理事无碍”的自在境界。
最后，无论医道多精，思想上还需要相应的正确认识。
第一，有的人是不能治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第二，有的病是不能治的。有些“病”，其实不是生理、病理意义上的“病”，而是“命”。药可以治病，但不可以救命。如病入膏肓的，窃以为就不属于“病”的范围了。这种情况，扁鹊再世、华佗再生，也无能为力。当然，属“命”的，还有其他很多种情形。
第三，有的病是不能急的。《素问·五常政大论》引用上古医书《大要》的话说：“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黄元御先生解释说：“盖造化之理，盈虚消长，自有定时，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既通，血气既顺，复其不足，与众相同，此须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体已彰，其生化自长。”
第四，有的药是看气候的。如《伤寒论·湿病》载，“问曰：风湿相抟，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黄元御先生解释说，“湿为阳虚，发汗太大，风去而阳亡，阴旺湿增，又值阴雨湿盛之时，是以湿气仍在。”
第五，有的错是因他人的。如《伤寒论·脉法八十三》：“问曰：脉有灾怪，何谓也？师曰：假令人病，脉得太阳，与形证相应，因为作汤。比还送汤，如食顷，病人乃大吐下利，腹中痛。师曰：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易，是名灾怪。”黄元御先生解释说，“大抵药经人手，容有别缘，或者婢妾冤仇，毒行暧昧，事未可料也。”
此外，简单说几句关于西医的话。西医在医理上，与四圣医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手术、急救等方面还是有优势的，至于仪器的运用，虽然无法把握经气的流转，或是无法达到“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等境界，但比起市面上很多所谓的“中医”还是要强得多的。简单地否定西医，并不妥当。
总之，一颗大心、一颗虚心、一颗诚心，成医不难。
（2023年5月18日三改）
附篇：
《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怎么读？
“四圣医学”指的是黄帝、岐伯、秦越人和张仲景所传的医学。清代黄元御先生将其做了归纳提炼，内容更加清晰简练。顾复初先生说的，“特古人未尝显言，至先生始揭其秘耳。”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黄元御先生“揭秘”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四圣心源》和《四圣悬枢》。其中，核心是《四圣心源》。
《四圣的心源是什么？——四圣医学导读》（下称“四圣医学导读”），是专门提供给有兴趣学习四圣医学，并且已经读过两三遍《四圣心源》，也就是说，已经初步检验过自己的学习决心，并且对《四圣心源》有初步印象的学人的（只需“初步印象”，无须真正理解）。该篇文字是学人进入四圣医学殿堂的方便之门。但是，正式、严肃的文章，就像影片的正片一样，终究不象影片的花絮那么轻松、感性而容易接受。因此，这里就用点“花絮”，讲讲《四圣医学导读》应该怎么读。
一、跳读
第一阶段是跳读。也就是说，对文章的引文和其他论据，不作深入考究，只对剖析性表述（说理、论证过程）和结论性表述（论点），尤其是结论性表述进行留意、理解的阅读方式。至于引文，它们作为论据，是笔者观点形成文章的需要，在阅读的第一阶段，不必过多重视它们。
须要留意的剖析性表述，如对“阴降”“阳降”的解释、 “天人感应”在疾病诊治中的作用、“辨证论治”的谬误、“辨逆”（包括“辨病机”）的基本方法、“治法之要”等。除了前述内容之外，须对以下要点有一个整体认识：
（一）三大理论基础
1.天人同气。因此可以且应当广泛运用“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从自然现象来推断、探究人体内在疾病状况。
2.阴阳相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阴阳”作为万物的统称来讲，正如“阴阳”存在依存关系，万物也存在相互联系，且存在某些主要联系。每个事物的发生、发展，都将受到与其有主要联系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第二，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恰当而客观存在的另外某个参照物，与该事物构成“阴”与“阳”的关系。事物只有在与其参照物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才有其强弱、高低等属性的判断意义和可能。
3.中庸之道。《尚书•洪范》：“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养生治病，最终追求的是“阴平阳秘”。这也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道理。
（二）三大思维方式
1.比较法（类比、对比）。
2.排除法。
3.归纳法。
（三）三大阅读诀窍
1.思考每个表述是否存在隐性假设。
2.抓住关键词汇并探究其精确含义。
3.立足“人师”标准追求融会贯通理解。
（四）三大诊疗捷径
1.从六经气化的角度去分析病因病机的真相。
2.从枢机升降的核心去突出中焦用药的地位。
3.从系统考量的层面去处理左右用药的协同。
肝脾肾宜同升，胆胃肺宜同降。但须始终贯彻“阴阳依存”的指导原则，辨别主要发病脏腑，并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升左兼降右，或升左先降右。外感病、突发病，常宜兼解表。
这个“跳读”的过程可以重复多次，直到自己认为对这些内容已经有了大致的理解和认识之后，再进行下一步。
二、精读
第二个阶段的阅读，着重要把握“三个应当”。
第一，应当认识到《四圣医学导读》第一部分，“自然之道”的内容，实际上讲的是《黄帝内经》关于“五运六气”的7篇大论。也就是说，你可尝试以这个“了解自然规律”的学习想法，去阅读《黄帝内经》关于五运六气的7篇大论。这个阅读方法，其实就是从《四圣医学导读》的字面内容，进一步延伸到该文要讲的，更加深入的领域的“精读法”了。
第二，应当认识到《四圣医学导读》的第二部分，“辨逆”之法（或称“辨逆知病”），实际上讲的是《黄帝内经》关于疾病机理的分析。如《诊要经终论》载，“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䐜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甚则入脾。咳逆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甚则入肺。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甚则入心。”这些文字仅一个“逆”字，但是黄元御先生告诉我们，“头痛巅疾，下虚上实，太阳不降，浊气上逆也。徇蒙招尤，目瞑耳聋者，少阳不降，相火上逆也。腹满䐜胀，支膈胠胁者，阳明不降，浊气上逆也。咳逆上气，厥在胸中，此太阴不降，浊气上逆也。心烦头痛，病在膈中，此少阴不降，君火上逆也。”这些告诉我们的，都是“逆”。比如，见到“头痛巅疾”，就应当想到它属于“下虚上实”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因为“太阳不降，浊气上逆”所导致的（当然，这个“所导致”，可能仅仅是直接原因，未必是深层原因。具体看《四圣医学导读》正文）。
把“辨逆”作为阅读《黄帝内经》的指导思想，你会发现，该书的很多内容，读起来难度没那么大，容易接受。当然，在这个“精读”的过程开始之前，再次强调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对《四圣心源》的文字有个相对熟悉的了解，尤其是对六经六气的性情，应当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六经之病，各自产生的症状，可参考拙作《疾病诊治旨要》。
第三，应当认识到《四圣医学导读》的第三部分，“中气升降”，实际上讲的是《伤寒论》的立法处方思路。这个方面的精读，建议先读《长沙药解》，做个初步的了解。主要目的是了解药性。并且，可以从《长沙药解》收录的处方，是怎么对中焦用药、左右升降用药进行安排这个角度进行理解，以便对下来阅读《伤寒论》有所帮助（拙作《四圣医理析药集》可帮助理解《长沙药解》和《玉楸药解》）。
读完《长沙药解》之后，有两条路。一条是打算深入学《伤寒论》的，先读《四圣悬枢》。《四圣悬枢》可以说是黄元御先生提炼出来的《伤寒论》，可作为基础来读。一条是打算尽快了解立法处方思路和方法的，先读《素灵微蕴》，看看先生是怎么在照顾中气升降的原则下，处方用药的。
读完《四圣悬枢》或是《素灵微蕴》，再回过头精读《四圣医学导读》的第三部分，这样，对处方用药和治病思路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了。
综上，从精读的层面说，《四圣医学导读》所引出来的路，其实就是现代中医教育关于“理法方药”的核心内容了。当然，五运六气、脉理脉法、药材性味仍然需要学习其他专著（可参拙作《五运六气说要》《四圣医学解难集》等）。
三、“导”读
这个“‘导’读”的意思是说，到了第三个阶段，思想上应当牢牢把握住《四圣医学导读》关于“自然”“辨逆”“升降”的核心原则，并将其作为认识事物规律、观察诊治疾病的纲领，自觉运用于对生活的观察、对疾病的分析、对医书的学习等过程中，也就是说，用《四圣医学导读》的原则，引导自己，对生活、对疾病、对书籍进行“阅读”。
简单说，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阶段和过程。
结语
如果通过前述三个阶段，切实深入地掌握了《四圣医学导读》的要点，那么，进一步对黄元御先生的其他著作进行学习和理解是没有困难的。如果对先生的著作有了正确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在面对疾病的时候，肯定是胸有成竹的。
这就是“四圣医学”最终能够给你的——当你面对疾病的时候，镇定自若。
这是一种境界。
一种任何从医的人都不能轻视的境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