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大学时代（学子篇）

上一章，我介绍了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风貌。从本章开始，我将逐一介绍那个时代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风貌、教师修为、课程设置、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实习趣事等。本章将记述最能反映时代特征与华师大学子独特风貌的若干人物和几件有趣的往事。

十年动乱结束前，中国尚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与教育基本上是“闭关自守”式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大学校园内多元文化开始猛烈碰撞与艰难交融，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价值观与思维定势，既能给莘莘学子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又严肃地考验着他们的认识能力、接受能力与融合能力。

一、感受扑面而来的外来文化

改革开放之初，渊源各异的域外文学艺术作品开始进入中国。出版社开始出版各种　　异域文学艺术作品；电视台则开始播放经剪辑、译制的外国影视作品。在红墙、红瓦、红玻璃构建的封闭圈内长大的大学生们，开始接受扑面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熏陶。

我刚进入大学，最先感受到的是席卷大上海的“姿三四郎风暴”。1979年下半年，电视台开始播放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当时电视远未普及，在咱们教育系的男生宿舍区，只有两台19英寸左右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其中的一台似乎还有点问题。《姿三四郎》开始播出时，看的人并不多，但后来挤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人逐渐增多。而校外的市区，早就掀起“姿三四郎热”：每当电视里播放《姿三四郎》时，原本熙熙攘攘的市区大街会突然变得人迹稀少，此情此景简直可以用“万人空巷”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汽车司机甚至会就地停车，四下寻找正在播放这部电视剧的电视机。此时此刻的上海市区，大概超过99%的电视机都在播放这部电视剧。不过，那个时期电视机极少，电视远未普及。

不久后，学校又组织我们去校外观看来自日本的“内部电影”《啊，海军》。

那时的男大学生，大概很难忘记被“腰斩”的“加里森敢死队”。“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这部美国电视剧的：二战中，美军“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找来一些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敢死队。……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纵横于欧洲各国，深入敌后，一次次打入敌军，营救战友，轰炸雷达站，绑架德军元帅，偷取秘密情报，盗取德军物资……”也许这部电视剧是边译制边播放的，每周只在周六的晚间播放一集。为了让较多同学能看到这部电视剧，系学生会的干部会提前将电视机搬到宿舍间的过道。于是，每到周六下午，同学们会陆陆续续地将自己宿舍的凳子搬到过道里，以提前“占位置”。可是有一天，已经等待了一个星期的大学生们发现，中央电视台停止了这部电视剧的播放，这让我们非常失望。大约两天后，有人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加里林敢死队》播出后，全国范围内撬保险箱之类的案件突然增多（该剧有较多撬保险箱、偷窃德军情报之类的情节），因此中央电视台停止了这部电视剧的播放。

一次，我在一个人才学学术报告会上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研究人才成长规律的美国记者，采访了众多曾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并将采访情况写进《科学界的精英》这本书中（当时已有正式出版的中译本），遂到图书馆去借这本书。让我感觉意外的是，我去了三四次，得到的答复总是“已被人借走”。大约去了五次后，我才借到这本书。

一天晚间，我随其他同学到外语系那装有多台小屏彩电的会议厅观看原版苏联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据说这影片的拷贝，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赠送给师大外语系的。我不懂俄语，但由于播放现场有手持话筒进行简洁式同声传译的俄语老师，我基本上看懂了这部电影。看完这部电影后，由于感觉到这是我有生以来所看过的最好影片，我赞道：“这才是艺术！”

后来我才知道，这部由苏联功勋演员薇拉·阿莲托娃主演的影片，曾获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女主角奖，还曾获苏联国家奖。但是有一事，当时的我颇不明白：影片为什么给出薇拉·阿莲托娃的半裸镜头？阿莲托娃虽有苗条的身材，但由于年龄原因，那松弛而下垂的胸部组织，并不能让人产生美感。

（2022年12月16日补记：薇拉·阿莲托娃不久前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谢世。此前曾有报道称，阿莲托娃曾批评普京前妻柳德米拉不愿当“第一夫人”的心态。）

那时，我们还曾观看另一部来自苏联的电影《教育的诗篇》。这影片与我们的专业有关；其脚本是根据马卡连科的《教育诗》改编的。

我读大学期间，来自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头正劲。为此学校曾组织我们去市区东部一家较大的剧院，观看根据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曾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剧剧本《肮脏的手》排演的同名话剧。演出单位是上海青年话剧团，领衔女主演是上海青年话剧团著名演员、著名电影名星祝希娟。但我们看此剧时，台下观众的构成较为复杂，祝希娟并没有出场，出场的是她的“B角”。

不过，此前我们在淮海路上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大剧院”观看反映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平的话剧《博士的罗曼蒂克》时，祝希娟还是很给面子的：她亲自出场，担任女主演，并没有让“B角”或“Ｃ角”来敷衍我们。看完话剧舞台上祝希娟那无与伦比的精彩表演后，我曾赞叹说：“山到成名毕竟高啊！”我个人认为，话剧演员出生的祝希娟，在话剧《博士的罗曼蒂克》中的表演水平，要远胜于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主演吴琼花时的表演水平。

上文谈到的八个不同类型的作品，分别来自美国、苏联、日本、欧洲与变革中的中国。

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大学生们像海棉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不同文化的珍贵营养，也泰然地接受各种外来文化对自己既有认识的冲击。对我们这一代生长于特殊时期的青年学子来说，这种熏陶与冲击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揭开盖住我们双眼的蒙布，冲淡标注在我们躯体上的印记；她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认识了多种各具独特价值的思想与观念，使我们能够比较与鉴别，吸收与创造。

二、震动大上海的游行示威

我曾去过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在我的感觉中，复旦学子的思维更活跃更开放，交大学子的人生态度更为务实，而华师大学子的爱国情愫更为浓烈。

华师大学子们的那次示威游行，仿佛发生在昨天。

在1981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足球队在主场凭借球星容志行、李富胜等人的出色发挥，以3:0的战绩战胜当时的亚洲冠军科威特队。这一出乎意料的辉煌战绩，使我所在的第一学生宿舍突然沸腾起来，学子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在房间里、过道里、楼梯旁，不停地狂跳，不停地大声叫喊。那天晚上，在宿舍里高兴得直跳的我，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砰、砰”爆炸声：有人来不及买鞭炮，操起日用的热水瓶，向楼下的空地砸去。

接着，众多同学聚集到文史楼前，一场激动人心的学生集会从天而降。

人群中，一个男生爬上一张矮桌，扬起拳头，操着嘶哑的大嗓门，领头呼起口号。刹那间，“中国万岁”，“中国人万岁”，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不远处，学子们燃起篝火；也许由于没有足够的燃料，有人将建筑施工场地上碗口粗的木料架到篝火上点燃。接着，参加集会的学生向学校大门外的马路涌去。人群中，几个同学将点燃的木料扛在肩上。夜空中，这别具一格的火炬格外耀眼。

第二天，《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大意是：昨晚，中国足球队战胜亚洲劲旅科威特队，这一创纪录的成绩使人们激动成分。比赛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手持火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第三天，同宿舍的翁福同学告诉我：那摔热水瓶的同学是中文系的；他摔的是别人的水瓶。

不久后，中国女排首次夺冠战在香港伊利莎白体育馆拉开战幕。比赛开始前，学校当局吸取了经验教训：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焚烧施工木料之类的事件，学校有关部门提前下发了锣鼓、鞭炮等庆贺用品。

1996年，中国出版界出版了一本针对美国的政论专著《中国可以说不》，震动了世界。

此书出版后，在日本、美国、台湾、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版权，很快被买断。报纸上说，书出版后，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拿到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据说这本书中的爱国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情愫，让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感到“震惊”。这本书中的五位作者，有三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其主要策划人张小波（张藏藏），毕业于华东师大教育系，是教育系80级的学生，也是我的“老乡”兼学友。

记得刚进校不久，系里为黑板报征稿，我曾为此写过一首诗：

                   相 思

                      ——寄一位台湾姑娘

        高天回雁啼声声，牵我黉门海样情。

        两岸青山常对望，一峡碧水心难分。

        旧城赤嵌成功泪，新树相思岁月痕。

        功罪千秋评说日，满樽美酒对月斟。

                                      1979年中秋

让我啼笑皆非的是，此诗刊登于系黑板报后，有人问我：真有这样一位台湾姑娘吗？她叫什么名字？

至于为什么华东师大的学生怀有更为浓烈的爱国情怀与民族主义情愫，我也不知道。

三、食堂职工罢工事件

中国本是文明国度、礼仪之邦，但由于文革的破坏，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其行为举止的文明程度，是不及“后来人”的。例如，当时的学生宿舍、饭堂，常常发生打架事件；在饭堂排队买饭时，总有较多的“插队”者（主要是低年级女生）。

一天上午第四课后，饥肠辘辘的我来到饭堂，十分失望地发现这天无饭可吃。原来因发生大学生与食堂青年职工打架事件，青年职工们集体罢工了。偌大一个饭堂，只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工人在上下忙碌。

下午，路边贴出校长室布告，大意如下：关于学生与职工打架事件，现责令双方停止所有行动，以恢复校园秩序。食堂职工必须准时来校上班，学生必须准时进教室听课。如果有谁再闹事，将严惩不贷。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校长室将在调查研究后，作出严肃处理。布告下方，赫然签着校长刘佛年的大名。如今想来，具有崇高威望的刘佛年先生的这一签名，其震慑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爱国，如饥似渴地学习，泰然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举止文明程度有待提升，——这些大概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们的共同特点。

四、参差不齐、藏龙卧虎的学生队伍

由于77年才恢复高考，77年至79年入学的大学生，其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我觉得用“参差不齐、藏龙卧虎”八个字，可以概括这三届大学生的群体特征。

这里的“参差不齐”，首先表现在年龄方面。例如，仅我所知道的77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47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61年，二者相差14岁。在我所在的班级，年龄最大的比我大3岁，年龄最小的比我小9岁，二者相差12岁。年龄方面的“参差不齐”，加上成长背景各不相同，导致个人阅历、实际能力、学养积累等诸多方面“参差不齐”。至于77年至79年入学的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所占的比例，估算一下可知：我所在的班级约占五分之一，名牌大学三届学生中的总比例应不足六分之一。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年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中，是没有差生与“弱者”的，只不过其中的一些人相对优秀甚至特别优秀。

了解了上述情况，就不难理解学生队伍中为什么会有“藏龙卧虎”现象。且不说如我一样入学前就当过工农兵学员或中小学教师的人数不胜数（我班有四人），在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学生队伍中，有四人是特别有名的。

孙颙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前就是小有名气的知青作家。他毕业后分配至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2005年起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后曾任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挺朴实的大哥式男生。

赵丽宏进华东师大中文系读本科前就是比较有名的青年诗人，后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毕业后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其作品颇丰，其中《学步》选入北师大版小语教材，《山雨》选入人教版小语教材。记得当年他去了一趟青岛，写了100首诗，这些诗全部用毛笔抄录，张贴于我所在的第一学生宿舍的墙壁上。不久后听说这100首诗全部公开发表。

王小鹰进华东师大中文系读本科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洪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毕业后任《萌芽》杂志编辑，后有多部中、长篇小说问世。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个挺漂亮的大姐式女生。在当时的华东师大学生群体中，她是出生于1947年的“大姐大”。

郑伟安没上过大学，他是当年经校长特批、师大数学系特招的研究生。他原是个普通木匠，因在数学学习与研究方面有较深造诣，且熟悉五门外语，经特别考核后特招进师大读研。当年的《文汇报》曾用很大篇幅介绍过他的事迹。学校曾组织我们听他的成长事迹报告。记得他在作报告时告诉我们：你们别认为我精通五门外语，这是误传，我只熟悉英语，另四门外语，我不过是能读其数学专著，这其实并不难。你们也不要以为我“推翻了一个苏联数学家的两条引理”有多么了不起，我只不过在无法证明其成立时灵机一动，试图证明其不成立，结果成功了。郑1984年获法国国家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2000年起任华东师大“紫江教授”，2007年起受聘为我国教育部第八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亲爱的读者，你是否也觉得那几届大学生有些特别，有些不同凡响？

写于018年5月11日

校于2020年3月26日

定稿于202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