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06天《离娄下 凡三十三章》8.31

原文阅读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字词注释

[1] 武城：鲁国境内的城池。

[2] 越寇：越国的敌寇。吴国被灭后，越国和鲁国相邻，所以鲁国会有越寇。

[3] 盍：何不。

[4] 寓：寄，这里指居住。

[5] 民望：朱熹注为“使民望而效之”。

[6] 殆于：恐怕。

[7] 沈犹行：曾子的门徒。

[8] 负刍之祸：有个作乱的人叫负刍，所以称为负刍之祸。

[9] 与：参与。

【译文】

曾子住在鲁国的武城，有越国的敌寇来侵扰。有人说：“敌寇来了，我们何不离开这里？”曾子说：“只是不要让别人住我的房间，毁坏那些树木。”敌寇退了，曾子说：“请把我屋子的墙壁修好，我要回来了。”敌寇退了，曾子就回来了。左右的门徒说：“这里的人对待先生那么忠诚尊敬，敌寇来了，先生带头离开，给百姓带了个坏头；敌寇退了，先生马上回来，恐怕不大好吧。”沈犹行说：“这就是你们所不懂得的了。过去先生住在我家，有个名叫负刍的人作乱，跟随先生的七十多人，没有一个人参与其中的。”

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国的敌兵来犯。有人说：“敌兵来了，我们何不离开这里呢？”子思说：“如果我们走了，国君和谁一块儿守卫这里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谨守的是同一个道理。曾子是师父，是长辈；子思是臣子，身份低微。曾子、子思如果交换了位置仍然会这样做的。”

核心内容解读

      本文记载了曾子与子思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不同选择：曾子选择离开武城，子思则选择留守卫国。表面看来，二人行为截然相反，孟子却评价他们“同道”。曾子与子思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不同应对方式，体现了儒家“守道不守位”的核心精神。这一看似矛盾的判断，也揭示了儒家处世哲学中一个深邃的道理：道德原则的一致性与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可以并行不悖。

      当越寇进犯武城时，曾子选择离开，临行前叮嘱不要让人住进他的屋子毁坏树木。寇退后，他要求修好墙屋才返回。这一行为引起弟子质疑：作为受人尊敬的师长，寇至先走是否合适？沈犹行的解释揭示了关键：曾子作为“师”与“父兄”，其角色定位决定了他的选择。曾子进退之道体现的是师者风范。师者的道德责任在于保存文化火种，如同父兄保护家族传承。其退避行为包含三重考量：避免卷入军事冲突损害道统传承；通过保护居所树木彰显“仁民爱物”理念；以“修墙屋”的嘱咐暗示战后重建的教化责任。事实上，曾子七十弟子随他一同撤离，成功规避政治动乱，避免了人才的无谓牺牲，这正是履行了更高层次的责任。

        子思面对齐寇时的选择截然相反。作为卫国臣子，他反问：“如果我离开，君主与谁共同守城？”这里展现的是臣子的职责伦理。子思的“微”是地位低微，不是谦辞，而是表明作为具体政治结构中的一员，他与卫国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选择源于“微臣”身份带来的直接责任，与曾子的师者身份形成鲜明对比。臣子的忠诚体现于危难时刻的不离不弃，这是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在齐寇压境时，子思将守土责任升华为“守道”的具体实践。面对生死考验仍坚持职责，他通过坚守岗位践行“忠”的伦理。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对“义”的终极坚守，与曾子“退避三舍”同样体现儒家“权变”智慧。子思的选择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对契约精神的坚守。

      孟子“易地则皆然”的论断极具智慧。假使曾子处于子思的臣子之位，也会选择留守；若子思处于曾子的师长之位，也会选择撤离。这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对具体情境中道德责任多样性的深刻把握。孟子强调，行为差异源于身份而非本质。不同选择是共同维护“师道尊严”与“臣节忠义”的平衡。这种角色互换的可能性揭示儒家伦理的情境性特征。曾子退避保全教化力量，子思守土彰显政治责任，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内圣外王”的完整图景。儒家伦理从来不是僵硬的教条，而是在“经”与“权”、原则与变通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智慧。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我们常陷入道德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难。曾子与子思的“守道不守位”的智慧启示我们：真正的道德成熟不在于机械遵守规则，而在于理解原则背后的精神，并智慧地应用于具体生活。道德判断需考虑具体角色与情境，同样的人在不同位置应有不同选择。表面的行为差异可能掩盖着深层的价值一致，我们应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无论选择何种姿态，只要出于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和对他人责任的真诚担当，便是对“道”的践行。这种既坚守核心价值又灵活应变的智慧，或许正是儒家思想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我们在不同社会角色中，应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尺度，既保持独立人格又履行社会责任。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气象（二）

二、自信乐观

孟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历经坎坷，心中也会有一丝怨天尤人的情绪掠过，但却从不悲观消沉，总是斗志昂扬，一往无前。

战国大争之世，人们以逐利为荣，以言利为高，“上下交征利”。士人往来各国游说，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勾心斗角，多因利而发。为了攫取更大利益，哪怕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在所不惜，血腥和争夺是这个社会的常态。然而孟子并未因此对人类失去信心，因为他相信人性。春秋战国时期人性大讨论，孔子说“性相近”，荀子认为人性恶，其他各家都认为人性先天与善无关，只有孟子认为人性善，他相信每一个人生来便有良知、善端，“仁义礼智根于心”，如水无有不下，人亦无有不善。

孟子相信，只要善加培养，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仁、成圣。他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在孟子看来，就人性而言，圣凡无别，圣人之所以能够超凡为圣，是因其后天孜孜不懈的努力。这一点，孟子与孔子不同，因为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显然孔子赋予了仁圣神秘色彩，置之于高不可攀之境，而孟子剥落圣人的神秘面纱，还原其为人的本色，肯定“圣人，与我同类者”，斩钉截铁地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足以使凡夫俗子奋发有为。孟子相信人性，所以他相信人皆可成圣，相信人类终将会变好。这是孟子自信而乐观的深刻表现。

孟子相信仁政王道也有实现的可能，只要君主能将仁心发于政，施于行，就是仁政。他真诚地以为，君主好乐，可以与民同乐；君主好色，可以“与民同之，使天下无旷男怨女”；君主好货财，也“可以与民同之”，使天下之民富足；君主好勇，可以效法商汤、周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在仁政王道社会，“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人人衣食无忧，老有所养，幼有所归，“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为诸侯画出了一幅美丽的蓝图。在诸侯称雄、兵燹不断的乱世，孟子坚信只有仁政王道才是拯救乱世的唯一正确之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正是因为孟子高度自信，因而尽管一再碰壁，也从不放弃仁政王道的政治主张，总是以乐天知命的态度豁达应对。孟子非常明白，现实变幻难测，有些事情是成之在我者，这叫做“力”；而有些事情则成之在天，这叫做“命”。他认为对于成之在我者，应当努力争取；对于成之在天者，只要尽力而为，其实现与否，是否成功，则付之于天了。他曾对滕文公说：

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但是“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孟子坚信自己的理想，认为即使在当时遭遇挫折，但是从人类长远发展来看，却是人间不灭的真理。孟子不以一时的成败看待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实现与否，始终乐观、豁达。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周淑萍，中华书局，2020年10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