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93天《离娄下 凡三十三章》8.7~8.8
原文阅读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字词注释
[1] 养:朱熹注:“谓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2] 其间不能以寸:其间不能以寸量之意,指相差无几。
译文参考
孟子说:“能守中的熏陶不能守中的,有才能的影响没有才能的,所以人们都以有贤德的父兄为乐。如果守中的离弃不能守中的,有才能的离弃没有才能的,那么贤德和不贤德之间的差距不到一寸。”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会有所作为。”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两段论述分别从社会教化和个人修养两个维度,展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智慧,不仅体现了孟子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社会和谐与道德建设的重视。
首先,孟子提出“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的社会教化观。“中”指符合中庸之道者,“才”指有德能之人。孟子强调了贤者应主动教化不贤者,如父兄对子弟的涵育熏陶。 如果贤者若放弃教化责任,如“弃不中”,社会将失去道德标尺,贤与不贤的差距会缩小到“不能以寸”。
他强调的是“养”的过程,即通过教育和熏陶来引导他人向善。在孟子看来,教育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而是要通过自身的德行和才能来影响他人,让他人在潜移默化中成长。这种“养”的方式,与儒家“以善养人”的理念是一致的。只有那些“先知先觉者”(即君子)才能承担起“以斯道觉斯民”的责任,通过教化来“化民成俗”,将整个社会塑造成一个道德的共同体。
接下来,孟子提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必须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孟子通过双重否定强调,“不为”是主动的价值选择,有利于集中有限精力于核心事务。在道德实践中,“不为”可以表现为拒绝不义之事;在事业层面,“不为”可以表现为专注战略重点。
当代社会,专注力是最稀缺资源,有所不为方可有所为。少年时候,拥有无限精力,仿佛无限可能,此时,一个人未必能早早就确信自己这一生将做什么,但他多少会知道自己此刻不喜欢做什么,而越诚实确切地认识到哪些事情是自己不想做的,将它们排除之后的人生道路也就越清晰,“有为”的可能性就越大。成年之后,人生之路渐渐清晰,时间和精力的压力就涌现出来了,这时候,必须“有所不为”,才能最大限度地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在最想做的事情上,如此,“有为”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而且,这与前面的“养”的思想相呼应,强调了在教育过程中,要有所取舍,不能一味追求完美,而应尊重客观规律,给予他人成长的空间。这种思想在当代教育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我们教育者应当以包容和耐心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抛弃那些暂时表现不佳的人。
总之就是孟子主张通过教育和熏陶来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不是通过排斥或歧视来制造对立。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教育公平等方面,孟子的智慧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背景知识介绍
“友,君臣之道”:《郭店楚简》与孟子的友朋观 (节选)(二)(上接第91天)
孟子尝试以朋友之道规划君臣关系。他对君臣关系的建构继承了《郭店楚简》中的“友,君臣之道”的思想,最为代表性的当属《孟子·离娄章句下》的一段记载。
孟子认为君臣相互辅助并以义相合,《郭店楚简》也提到了“君臣宜(义)生言”的观点,即:君主看待臣属如手足,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腹心;君主看待臣属如犬马,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常人;君主看待臣属如土芥,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仇敌。庄子在《人间世》里提到“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这句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庄子君臣平等的思想。当代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近似于朋友关系。郝大维、安乐哲在《先贤的民主》里提到:“古典儒学界定君臣关系不是简单地如同父子关系,而是将父子关系与朋友关系相结合的一种关系。”杜维明认为:士人“能够以教师、顾问、批评者或朋友的身份,对帝王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他们从来就不是妾妇”。“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若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交谈,好比穿戴整齐坐于“涂炭”。这种情形如同遇见一个帽子戴歪的乡人,于是立即不开心地走开,唯恐玷污了自身。柳下惠则“不羞污君”。孟子评论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那么,君子该如何做呢?当如孔子“无可无不可”。依此出仕,则君臣关系更近似于朋友。
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还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既然人人有善端,“圣人与我同类者”,则每个人在人性面前都是平等的。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主张政治平等,政治平等的表现之一即君臣可相互“责善”。“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责善”即因求好而相责备,是孟子提出的“朋友之道”,《论语》里“朋友切切偲偲”也是朋友之间相互“责善”的样子。孟子认为:君主要听从臣的劝谏并以礼相待,若不听劝谏,臣也可以离开他。朋友、君臣没有亲属关系,并且朋友、君臣是可以选择的,因而彼此能够“责善”。如果朋友、君主不听劝告也就算了,并不伤及感情。
《孟子》也提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臣遇到无道的君主时,便可舍他而去。贤明的圣人和君王是能够听从谏言,做到从善如流的。“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舜、禹等圣人能谏行言听、与人为善,所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孟子的君臣对等思想,实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这是对抗的一面,可谓激进其表、冷峻其里;另一方面说师、友、事,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这是合作的一面,可谓狂者其表、热忱其里。”既然“士”是“道”的承担者,若“士”的德行较高,则君主与“士”交友便会遇到阻力。
君主与知识人之间发生师、友、臣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道’需要具备某种架构以与‘势’相抗衡。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因此,士是否能以道自任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他和政统的代表者——君主——之间是否能保持一种适当的个人关系”。知识人只有以德才能担当起弘道的责任,为了彰显“道”的尊严和“德”与“位”的匹配,子思必须坚持以师自居,这是先秦时期知识人产生的一种身份的自觉。
庞朴先生在《初读郭店楚简》里提到:“君臣是一种朋友关系,一种互相选择的关系,所谓‘友,君臣之道也’,‘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如果对君有所‘不悦,可去也’;如果君有‘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固然有着战国时代那种朝秦暮楚、楚材晋用,或者叫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政治背景,但也切勿忽视其中洋溢着的儒家那种以德抗位的倔强精神。”孟子认为贤明的君主要“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也就是以德为贵、尊敬士人,使有德行的人居于合适的官位,让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他还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君主尊德尚贤,当“势”与“道”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时,国家必能大治。
更令人期待的是关于友与君臣的论述并未就此终止,孟子在“友,君臣之道”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在《孟子》中出现了两段记载:一是鲁缪公欲与子思为友,子思不悦,坚持以品德高尚居于师位,二是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君臣之间,由《郭店楚简》的“友”扩展为三种关系:师、友、事,由此势与道相抗衡的画面逐渐展开。为了实现士的抱负,因而有由“友”到“师、友、事”的分化局面。
梁漱溟说:“按中国人的道理,大家在团体中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可是有两个天然不可少的等差:一种是从看重理性、尊尚贤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按照梁漱溟的理解,论道德知识,君臣有等差;论政治地位,君臣有别。孟子也说:“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庞朴先生说:郭店楚简对夫妇、父子、君臣三大关系提出了对等的要求,“不仅要求妇德,而且要求夫德;不仅要求子德,而且要求父德;不仅要求臣德,而且要求君德。这也是儒家的传统”。儒家伦理“体现的是虽有等差、却‘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君臣有身份的等差,但“不应该是服从与支配的关系、隶属与领导的关系”,他们彼此应有平等的相互性责任。唐君毅强调高下之位分等级间的关系应是“尊戴与涵容的关系”,这便是友道在政治上的运用。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儒家民主必须提倡一种建立在个人的公共源头基础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概念基础上的平等。”
臣以“师、友、事”与君交往的观点证实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政治学说。胡适认为:“因为他把个人的人格,看得如此之重,因为他以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有一种平等主义。”“君臣对等根源于智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于事不能体现,于友也难以彰显,所以师是孟子真正的兴趣。”德行是子思的生命,也是士所弘扬的道。有了德行,子思才能拒绝与鲁缪公交友,才能为费惠公之师。
黄宗羲也提到臣“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他认为君臣都以天下事为己任,两者应是融洽的师友关系。他继承了早期儒家深厚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孟子的友朋观是一致的。他主张将“天下”作为根本的价值出发点来实现君臣之义。他的“以天下为事”的思想与北宋士阶层的共识是统一的。程颐说:“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黄宗羲发挥了程颐君臣“同治天下”的思想,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既然臣为“分身之君”,那么臣为“君之师友”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完)
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曾振宇,青岛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