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85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20~23
原文阅读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字词注释
[1] 适：通“谪”，责备。
[2] 间（jiàn）：非议。
[3] 格：纠正。
[4] 虞：料想。
[5] 易：轻易。
[6] 无责：不值得责备。对于此句解释纷纭，有人认为是没有责任心的意思。
译文参考
孟子说：“一般人不够去责备君王，一般政事也不值得去非议，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王内心的错误。君王仁爱了，就没有人不仁爱了；君王忠义了，就没有人不忠义了；君王身正了，就没有人不正了。只要君王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
孟子说：“有料想不到的荣誉，有苛求完美的诋毁。”
孟子说：“人说话轻率，就不值得责备了。”
孟子说：“人们的祸患在于喜好当他人的老师。”
核心内容解读
第一段话主要阐述了君主品德对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孟子提出了“正君心”政治哲学，这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君主或最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对国家治理的决定性作用。“正君心”的思想，本质上是在探讨“如何让权力更道德”，这一命题至今仍具有深刻意义。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对现代领导力理论有所启发。
首先，君主是国家的道德标杆。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君主的品德直接影响臣民的行为，上行下效，形成社会风气。类似于现代政治学中的“领导示范效应”（Role Model Effect）。孟子说“一正君而国定”。只要君主心正，国家自然安定，无需过多强制手段。这里他强调“德治”优于“法治”，但并非排斥法治，而是认为法律的有效性依赖于统治者的道德基础，领导者的公信力比强制力更重要。这句话反映出领导者的示范效应和上行下效原理。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的品德是国家风气的风向标；在现代管理中，高层言行对组织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
其次，治国之本在于“正心”而非“纠错” 。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国家治理的关键不是纠结于具体政策或下层官员的过失，而是从君主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入手。相较于琐碎的政令调整，更应关注君主心术修养才是治国之本。类似于现代管理学的“顶层设计”思维，强调决策者的价值观对组织的影响。而且，孟子的“正君心”并非否定制度，而是强调制度执行者的道德水平决定制度效果。例如，同样的法律，廉洁的政府能高效执行，腐败的政府则形同虚设。
再次，强调谏臣、贤相的作用，贤臣的责任是“格君心之非”。有德之臣要敢于规谏君主，引导其向善。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建立在道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权力上下级关系。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君主应当以仁爱和道义来赢得臣子的忠诚和支持。这种思想在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圣君贤相”的治理模式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状态，这里也反映出儒家对权力道德化的期待。
尽管关于“正君心”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一直有争议反思。如何确保君主愿意接受规谏？如何定义“正”与“非”？ 历史上，真正能“正君心”的贤臣，如魏徵，往往面临极大风险。 但自古至今，建立监督机制都非常重要。只有鼓励对权力的监督与批评，才能避免“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格君心之非”相当于现代政治中的“权力制衡”与“谏言机制”。如独立媒体、智库、监察机构对领导者的监督作用，现代政治中的“顾问团”“智囊团”对领导者的规谏与引导。
接下来的三句名言，传达了孟子对人性、言论与教育的深刻见解，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交往、自我修养和教育方式也具有深远的启示。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意思是“有料想不到的赞誉，也有求全责备的非议。”孟子指出，人在社会中难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赞誉，也可能遭遇过于苛刻的批评。这种毁誉并非完全基于事实，而是源于他人对自身或他人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修己者应以平常心对待，不因赞誉而得意忘形，也不因批评而自暴自弃。
“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该句意为“一个人把话轻易说出口，是因为他不必为此负责罢了。”孟子强调，人们之所以轻率言辞，往往是因为他们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得言论容易流于空泛，缺乏实质内容。因此，君子应注重言辞的谨慎与责任，避免因轻率而造成误解或伤害。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此句可译为“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孟子指出，人们常常自以为是，喜欢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教导他人，而忽视了他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好为人师”的态度不仅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也阻碍了个人的成长与进步。真正的教育应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过程，而非单方面的说教。
背景知识介绍
好为人师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事情，而尊师重教，正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所以，为人师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但问题出在一个“好”字上。
在中华古典思想深处，一个人有了好东西是绝不会一厢情愿地要去四处传播和推广宣扬的，而一定是别人先看到我这有好东西，然后他自己跑来学，所谓“有来学无往教”。在这一点上，可以和西方的启蒙思维做一个比较。西方人惯说的启蒙，是我要来开启你的蒙昧，是一种由高向低的扩张；而中国传统的启蒙，是《易经·蒙卦》所谓“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一种由中央向四周的吸纳，那些蒙昧的童子自己受到吸引，主动前来向老师学习。
这不是拿架子，而是因为，一个人一生最要紧的，是要先把自己做好，让自己足够优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对社会对民族做出贡献的三不朽，其前提条件，都要先让自己立得住，让自己足够优秀才行。而这又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在西方，歌德有所谓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的划分，一个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漫游之后，可能就踏入著书立说的阶段了；而在中国，《礼记·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人生四阶段是不断往上走，学习不止，精进不已，一刻都不得松懈，哪能有“好为人师”的空闲呢？
好为人师，即会有自满自足、故步自封的危险，一个人的向上之路可能就此中断。因此，在中国，其实真正好的老师从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因为碰到有好的学生要来学，所以只好割舍一点精力，帮助一下，永远都是先有学，才有教。所谓“君子如响”（《荀子·劝学》），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好的老师，是你问到什么程度，他显到什么程度，在关键处提携你一把，剩余时候都会放手让你自己去努力。而老师和学生这两方，又不是一个授和受的简单关系，“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礼记·学记》），无论学生的自反还是老师的自强，最后都又归诸自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好为人师”成为社会风气的阶段，一个是晚明，学人各立山头，清谈误国；一个就是战国，杨朱墨翟，各执一说，蛊惑人心，而孟子的这句话，在当时即有其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参考资料
《孟子读法》，张定浩，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