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故乡”这个概念，我跟谁比都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在我穷途末路的青春里逐渐故去的词儿。梁漱溟形容他生命里来往过的很多人，用的都是“故去”这个词，有点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其实就是变相欺瞒。欺骗自己，隐瞒外人。
远离故乡也是一种欺骗。骗自己，不曾有过什么根。没根很可怕，假装没根更可怕，身边大部分人，其实是假装没根。
我故乡的亲人，还有一些，这促成了我说起“故乡”这个词时存有的最后一点儿底气，否则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故乡”的说法太文绉绉了，平常没人这么说，人们基本都说老家。广东人比较特殊，说成“乡下”。乡下这个概念，在这片蛮夷之地是脚踏两条船的一词儿，大部分时候，表示老家，其他时候，指代广东以外的地方，也包涵隐晦但确凿存在的贬义。这是我小的时候回故乡，我父母给别人解释时说起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我一个在广东出生长大的人，不及这样两个半路离家的外地人。
但是我也不伦不类：听到一些特别地道的广东俚语，我习惯抱以不懂装懂的态度——这是一片落后就得遭受曲线挨打的区域。
曲线挨打，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跟同龄人侃大山，众人齐笑唯你一脸茫然被晾一旁，人家啥也不会说，就是可能下回不带你玩儿了。顺便提一句，侃大山这样的表达，你在广东要注意避讳了，它不是常识队伍里的一份子。
鲁迅少年以后就没回过绍兴了，过去绍兴对他来说是女儿红，是师爷，是社戏，后来全被崭新的经历碾成了碎渣，闰土阿长们的脸只是模糊的幻影，咸亨饭店成了陪衬场景，再到后来，所有种种就只配做语文课本里被扭曲成疾的范文了。
其实他对绍兴未必注射了有多深的感情，但是绍兴这个地名，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我反正听到就觉莫名欢喜，好像这两个字就是天生绝配，投射出人们终日慢半拍的生活节奏。
但是武汉不是。骨子里带着匪气，你提起它时，五脏六腑都要受到一番震慑，像是武昌起义留下的后遗症。
没有历史的城市总有一种悲情，依照如此逻辑说来，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应该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然而世事往往不依逻辑而循。
像汾阳，是六线城市了吧，照样是土豪遍地。是基础设施出卖了它：旧工厂的大烟囱，满街瞎窜的电摩托，贴着过时海报的理发店，以大红色高领毛衣为当季时尚的步行街。哦对了，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只是城市的脸。
这样一座几乎没有任何资本骄傲的城市，被贾樟柯弄得蜚声了半个国家。这说明你要赚取尊重，首先得捍卫生养你的地方，即使它和美感没关系。现在被说滥了的生活美学，实际上是苦惯了穷怕了的中国人给自己揉造出来的一个玩具：它看上去美丽饱满，一捏全是泡沫。
2006年，我十七岁，看《三峡好人》，给迷住了，电影院里好像没有别人，就剩均匀呼吸和一知半解带来的快感。看透彻和一无所知，都是悲哀。所幸这电影，没有悲喜起伏，一个民工丢了性命，比一只苍蝇被夹死并无太大区别，既不能引起浩荡的啜泣声，也无法惹来默契的哄笑。
十年后，贾樟柯还是那么轴，2015年的戏《山河故人》，说到了202X年的事儿。可其实不是什么超现实作品，我寻思只是起步的叙述年份定晚了，又要保持相应的时间间隔，随便安了个时间上去。可你想想，和经济建设及科学发展相比，思想的进步慢得堪比韩剧：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老女人和小男孩发生在澳洲的忘年恋，还是会被称作忘年恋。他俩亲吻时，电影院里不加掩饰的倒吸凉气声儿，比杜比音效来得醒耳。
戏里的所有变故都不需要交代：矿工的死、商人的出逃、孩子的逆反，自然得就像每天的日升月沉。无需细想便知，其实每一段都是每个人的生命切片。你行囊空空地离开故乡，数年后踏上归途的列车，发现除了满嘴世故话之外，你的灵魂空瘪，眼神黯淡，连家乡话都说不利索了。
于是你裹着一脑门儿的激动走出电影院，酝酿了仿佛大半生的感情，评价冲口而出：哎呀，赵涛可比原来难看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