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读书笔记（部分）
没有意义、目标和价值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所以人会追寻意义。但是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偶然的结果，在宇宙中没有宏大的设计，没有指导生活的原则，除非个体自己创造这些原则。这就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根本性问题：需要意义的个体如何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找到意义？
托尔斯泰把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所带来的危机命名为“生命的休止”，因为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而自杀的例子数不胜数，托尔斯泰本人也严肃考虑过自杀的可能。
临床心理学总结出缺乏意义感的几种表现：
1. 存在的空虚（存在的挫折）和存在性神经症，其特点是无聊、冷漠和空虚的主观状态，空虚产生的神经症可能会表现为任何一种临床上的神经症。
2. 十字军主义，也称为“冒险主义”，其特点是强烈地倾向于寻找宏大的和重要的理想并为之献身。他们总在寻找问题，他们完全接受一个目标而几乎不管其内容如何。
3. 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总是在怀疑其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活动。虚无主义者的精力和行为均源自绝望，他们在破坏中寻找带有愤怒的快乐。虚无主义这种对各种意义的普遍否定态度常被伪装成是对生活的高度清醒和成熟态度。
4. 无所谓。这是最极端程度的缺乏目的，人既不强迫性地从理想中寻求意义，也不愤怒地抨击别人的人生意义。实际上，人陷入了严重的无目标和冷漠的状态
5. 强迫性活跃状态。这种状态和十字军主义有关，但是范围更广，不只是某些激烈的社会理想，还包括任何吸引人的活动。它消耗了个体大量的精力，故而使个体不受无意义问题的影响。
我们面临着一个存在主义的生命情境。如果我们的世界冷漠、没有规律，我们就会感到不安，于是会去寻找规律、解释和存在的意义。如果找不到规律，人就感到烦躁、不满和无助。一旦人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意义，就能带来一种掌控感，即便找到的意义架构认为人是渺小、无助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也比没有找到意义的状态要好。我们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坚持这个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记得这个目标是自己创造的，那它并不能有效地减轻不安感（弗兰克尔把个人建构或者“发明”的生命意义，比作顺着自己抛向空中的绳索向上攀爬）。相信意义本来就存在在“那里”，自己只是“发现”了意义，这会让人感觉安慰得多。
一旦一种意义感产生，价值观也会随之产生，反过来价值观能够强化人的意义感。对意义的寻求也是一种生存意志的表达，这种在存在意义上的表达能有效帮助人对抗死亡焦虑。
现代人理解的意义往往与努力、成就、不断进步挂钩。但是相信进步，相信人类文明总是在向令人期望的方向前进，这是近代才有的观念，在17世纪末之前并没有形成这种观念。弗洛姆注意到人追求名声和成就的强烈野心从文艺复兴以后直到今天都比较常见，但是在中世纪却很少见。一段雕刻在古代日晷上的文字说：“除了平静的时刻，其他时刻都不算数”。早期基督徒并不把工作和财富看作是追求的目标，相反它们被看作是障碍，它们阻碍人心，消耗原本用来侍奉上帝的时间。16世纪，约翰·加尔文提出了一个神学系统，直到今天这个系统一直对西方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加尔文相信上帝的恩典决定了人要么被拣选，要么被诅咒。被拣选的人直觉地知道他们注定得到救赎；根据上帝的意志，他们要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上的事务。实际上，加尔文说过上帝选民的标志之一就是其在尘世上的成功。而被诅咒的人则会有失败的尘世生活。西方世界逐渐采纳的世界观认为存在一个“目的”，它是所有努力的结果。人致力于达到一个目标。人的努力必须有一个“终点”。
不同文化之间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很不一样。铃木大拙指出东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完全相反，因而对生命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西方人是分析性和客观的，他们试图通过分析分解而理解自然，然后再征服和利用自然。东方人则以主观、整合和整体的态度面对自然，并不试图加以分析和控制，而是去体验和与之和谐共处。“寻找—行动”模式与“和谐—统一”模式之间的对比常常被形容为是“行动”与“存在”之间的对比。
人类针对意义危机所作出的解决方案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普遍意义”。普遍的含义是指在个人之外、超越于个人之上，存在着某种设计，某种宇宙秩序。由于有了普遍意义，人的世俗意义由融入了普遍意义的现实所构成。在普遍意义下，个人就像交响乐队中某个被分配好的乐器一样。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个体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但却失去了（终极意义上的，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本真的意义上）个体的存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人体验到的内疚感和堕落感要强于无意义感。
普遍意义最典型的就是宗教的解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存在的观念被彻底动摇了。于是随之而来的是第二种方案，即世俗的“个人意义”的理解与建构。
加缪说，寻求超越和意义的人类却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人的这种在世情境是一种彻底的“荒谬”。加缪从这个虚无主义的立场出发，发展出一种个人意义系统：世界本身的无意义只能通过反抗来超越，人只有有尊严地面对荒谬才能够获得意义。这是一种对自身处境的高傲的反抗，“没有什么能够媲美人类的尊严”，“蔑视可以征服任何命运”。加缪的这个意义系统包含几个突出的价值和行为准则：勇气、高傲的反抗、齐心协力、爱以及尘世的圣洁。
比起加缪，萨特更加完全彻底且坚定地相信世界的无意义，而他也因为没有为世界提供一个可以凭据的准则被人诟病。实际上他的准则不是外在于个体（普遍意义的）的，而是内在于个体，那就是生命是一场朝向意义的旅程，面对虚无，人需要奋然一跃，不是跃入信念，而是跃入“参与”。接受自由的重负，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样的奋然一跃可以与克尔凯郭尔的“神圣的一跃”相提并论。奋然一跃是人面对自身存在的虚无的态度和选择，选择之后才是具体的实践和行动。在实践中有一些能帮助获得目的感的世俗活动，例如：利他、为理想奉献、创造性、享乐主义、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等等。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把“意义治疗”作为临床治疗的关键的一位心理治疗师，自我超越是弗兰克尔处理意义问题的主要特色，他反对以快乐原则看待人类动机：快乐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个人追求目的的副产品。
虽然弗兰克尔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别人无法实现的意义，但这些对个体独特的意义可以分为三大类：(1)在个体的创造中，个体完成了什么或者是给世界贡献了什么；(2)个体在人际经验与个人经历中获得了什么；(3)个人面对痛苦，面对不可改变命运的姿态。
当我们从生活中抽离，成为疏离的旁观者时，所有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这个位置被哲学家称为“银河”或者“星云之眼”的视角（或者“宇宙”或“全球”视角）。需要铭记在心的是，虽然宇宙观点会消除意义，但却不是绝对的，只有当人处于宇宙视角的时候，事物才会显得没有意义。有些活动从宇宙视角来看是无意义的，它们无法组合成某种统一的整体，可是这就能得出结论说它们就不重要了吗？如果事情本身是重要的，它们不需要意义来支持其重要性！意义，就像快乐一样，不能直接求得。意义感是参与生活的副产品。参与生活并不能在逻辑上反驳宇宙观点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它能够让这些问题变得不再重要。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所包含的意思：“人生问题的解决之道，是让这个问题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