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一步’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明天，但是，也不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即便我有时候会盲目自得于身处开放积极的思想群体，在思考这篇选述的时候，仍然觉得谈论“性”话题有些难以启齿，这其实恰好证明，呼吁和宣传是一回事，让所有人都正视这件事又是另一码事了。
不管对于性有什么好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危险的话题。
看王小波先生描述美国在一战后对色情作品的管制，很容易想到国内的情形，当然那时候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敏感程度要比我们当前的状况要高得多，因为现在想要看色情制品并不困难，现在的人办法很多。在此说这些并不是在暗示什么其他内容，我仅表达有此事实，不管读者发现或者没发现，它都存在。
为什么美国在那时候会如此严格的管制措施，其中的一种理论支持为“对性的公开正面（非谴责性）的讨论都会导致性活动的泛滥，因为性知识是性行为的前兆。”先不谈论其正确与否，我认为实际情况与之恰好相反。打个比方说，男性有自我安慰的独立性行为，这类行为完全不存在正面的知识传播，但却好像是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因为它在我身上第一次的发生时也是自然而然的，在此之前，我对性知识一无所知。
而正是在这种社会对性几乎避讳莫深的环境下，那时的我只感受到了恐惧和内疚，我还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这曾一度让我为这种“兽行”而感到可耻可恨和困扰。起初性知识很多是同龄人之间交流出来的，知道了怎么回事倒也觉得宽慰，不过也没到公开正面的地步。
《尘埃落定》是我第一次在公开正面的文学作品当中了解到文学当中的性，因为这件事我还揣测过茅盾文学奖是个什么奖，按照我那时的标准定和一战后的美国一样给《尘埃落定》弄个乱七八糟的节选，不然就是“腐蚀社会”。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跟深刻的传统文化也许有些关系，但古人也说“食色，性也。”，可见古人也并非不开明，那从另外的角度想，我认为性行为的私密性和传统文化形成的民族人格有共同的作用。
虽然古人并非不开明，但性毕竟是俗事儿，俗到不能再俗了，要是提醒一下后代那些历代的大诗人大文豪都是正常人都有正常需求，在联想一下模糊的场景，那么气质高洁的也不那么高洁了，骚人雅士也没那么雅了。这种民族人格有两面，一面往往和自身社会形象有关，另一面联系的是自己实际的需求，而人人憧憬向往的对象一般和后者没有什么关系。
于是在潜意识当中，性和流氓其实也不差，我不愿做一个流氓，也不愿看到他人做流氓。但如果现在要说这类理论，那我还是当一个流氓好了。
如果有些人硬要说性就是洪水猛兽，那人生下来这个过程，从前到后都还挺痛苦的。我不相信有人对性的感受是痛苦的，一边扒人家裤子一边解释自己不是这样的人，难免有成为“伪君子”的嫌疑，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健康的自愿前提下。
也有要把性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作出了很多断然性的结论，把性打到负数的那一端。要说的话，性作为和人同时降临的东西，否定性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在生物的科学领域好好活动一番。而性犯罪显然是给人定罪，不是给性定罪，否则，由社会全体共同承担责任未免太过冤屈。
从美国的性历史能够找到些线索，现在的情形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比起王小波先生写作那段时间，我们的年代正在慢慢长大“脱离童稚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为这件事做努力，至于长大是什么时候，我也只能说不是把所有的日历都撕了就是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