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数学课总被排在下午第一节，正是人最昏沉的时候。风扇在头顶吱呀转着，把窗外的蝉鸣和阳光一起卷进教室，最后都落在讲台上那个身影上。
他姓林，我们都叫他林老师。那时他刚毕业没几年，衬衫永远熨得平整，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骨上一道浅浅的疤痕——后来有同学问起，他笑着说是大学时做模型不小心划的。
他握粉笔的姿势格外好看，指节分明的手捏着白色粉笔，写起函数图像时手腕轻轻一压，抛物线就顺着黑板的纹路，有了流畅又笃定的弧度。
我总在这时走神。他讲题讲到复杂处会扶一下黑框眼镜，镜片反射出窗外的树影，细碎地晃；后排男生传纸条被他抓包，他也不生气，只是把纸条折成小方块揣进裤兜，挑眉说“下课到我办公室，给我讲讲这道题怎么解”，逗得全班笑起来，他自己嘴角也弯出浅淡的弧度，像春风拂过湖面；甚至他弯腰捡粉笔头时，衬衫后颈露出的一小片皮肤，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红，都能让我握着笔的手顿一下，心跳漏半拍。
我的数学笔记本是特意挑的硬壳本，封面印着浅蓝的星空。
里面除了工工整整的公式定理，页边空白处藏着许多只有我懂的小秘密：三月十七号那天，他在全班面前表扬我“这道解析几何的辅助线找得很巧，思路很清晰”，我在那页公式旁偷偷画了个咧嘴笑的小太阳；五月二十四号是他生日，我在日期旁边写了极小的“生日快乐”，又怕被人看见，用荧光笔轻轻涂了层淡蓝，远看像块模糊的云；还有一次他感冒，讲课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在笔记本角落写“多喝热水，少说话”，写完又觉得太矫情，拿涂改液盖掉了大半，只留下“水”字的一点，像滴没干的泪。
有次周三晚自习，我抱着卷子去办公室问问题。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台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摊开的备课本上。见我进来，他把手里的红笔搁在笔洗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哪道题卡住了？”我把卷子递过去，指着最后一道圆锥曲线题，声音细得像蚊子叫：“这里……联立方程后总算错。”
他接过卷子，指尖点着我的错题，声音比平时低些，带着点刚喝了热水的暖意：“你看，这里的韦达定理用错了，x1+x2应该是-b/a，你写成a/b了。还有这里的辅助线，要往焦点方向想，结合椭圆的定义……”我点头，眼睛却盯着他的手——他的指甲修剪得干净，指尖沾了点红墨水，在白纸上格外显眼。
风从窗户吹进来，带了点窗外栀子花的甜香，混着他身上淡淡的墨水味，忽然就漫满了我的鼻息。我慌了神，手里的笔“啪嗒”掉在地上，滚到他脚边。
“别急。”他弯腰帮我捡起来，递过来时笑了笑，“做题和做人一样，稳着点来。”
我接过笔，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指腹，像被烫到似的猛地缩回手，脸瞬间烧起来，只能低着头“嗯”了一声。
他没在意，继续讲题，可我后面半句也没听清，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响，连他最后说“回去再算一遍，算完明天拿给我看”都忘了回应，抱着卷子逃也似的出了办公室。
高考前最后一节数学课，他抱着个玻璃罐进来，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
“最后一课，没什么给大家的，”他把罐子放在讲台上，笑着说，“每人拿一颗，祝大家都能得偿所愿，考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同学们涌上去抢糖，我站在最后，等大家都拿完了，才慢慢走过去。
他从罐底摸出颗橘子味的糖，递给我：“苏晓，你的数学进步很大，从刚开学的及格线，到现在能稳在120以上，挺厉害的。”
我接过糖，指尖碰到他的指腹，还是像上次那样烫，我飞快地缩回手，把糖攥在手心，小声说：“谢谢林老师，是您讲得好。”他笑了，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传过来，我僵在原地，连句“再见”都忘了说。
走出教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他正低头整理教案，阳光落在他的发顶，有几根碎发翘起来，温柔得不像话。
我把那颗橘子味的糖放在笔袋里，没舍得吃——糖纸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橘色的糖块，像个小小的太阳。
后来我考上了南方的大学，学了中文系，再也不用算那些复杂的函数和方程。数学笔记本被我收在书柜最里面，压在厚厚的文学史下面。
前几天整理旧物，我又翻到了那个硬壳本。页边的小太阳还在，模糊的“生日快乐”透过淡蓝的荧光笔，也能看清轮廓。橘子味的糖早就化了，笔袋里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糖纸，摸起来还有点黏手。
窗外的蝉鸣又响起来，和高三那年的夏天一模一样，我忽然想起那个下午，他在讲台上写抛物线，粉笔灰落在他的肩头，而我的心跳，也曾跟着那道弧线，轻轻起伏过，像湖面上被风吹起的涟漪。
或许很多年后，我会在某个飘着栀子花香的午后想起他。
想起他握粉笔的姿势，想起他沙哑着嗓子讲题的样子，想起他拍我头时掌心的温度。那时我大概会笑着摇摇头，把这段藏在笔记本里的心事，连同那个夏天的阳光、蝉鸣和橘子味的糖，一起妥帖收进回忆的抽屉里。
至于他，应该还在那所高中吧。还是穿着平整的衬衫，握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抛物线，带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穿过高三的迷雾。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某个女孩，也像当年的我一样，在数学课上悄悄走神，在笔记本的页边，画下一个只有自己懂的小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