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里的学者篇大部分都看完了。许先生采访的领域大部分是文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里主要是历史，其他人类学、法律也有，很少一部分是自然科学。采访葛兆光先生一集给了我很多触动。

许先生采访这些学者是问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困扰思考者已久的，无论是针对他们个人（一些哪怕对于许先生都是要尊重的老一辈）的人生经历，还是一些传统与当今社会都一直似乎无法找到解答的社会问题。

看似他们已经有问有答较为直白了，但其实问得很隐晦，答得也很隐晦。但还是让人感到深切的共鸣与感动，以及想流泪的冲动。即便如此隐晦，他们也够直白了。这些直白的真话让人还是看到那些极少数的高贵灵魂。西南联大式的灵魂当今依旧存在，即便有时不构成完整的灵魂，也会断面的存在。

很明显许先生采访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时比采访其他人甚至其他领域的学者更放松、感到亲近与真的交流思想解决内心的问题。我会被他们只说了一个点，对方马上知道这里面看似是“梗”的东西是什么而触动。不论是许先生与项飚先生讨论“周边与世界”、“只关心自己或是全世界”、“回归到血缘关系联结加强”，还是他跟鲁白先生在王国维墓前看陈寅恪题的“自由之精神”，抑或是他跟葛兆光先生讨论王阳明与张学良的流放——尤其他们没有想到在那里会是张学良的流放地，提到张学良的西洋之游。

我会被这些老一辈对现在年轻一代圈子热点的洞察而震撼（——注意只是《十三邀》采访里的这些，当今绝大部分大一辈不但没有任何洞察、还活在“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的重度自以为是式judgement里）。即便他们并不真正属于年轻一代的视角，可他们依然知道现在年轻一代的热点与困扰。比如许知远先生没有孩子，可是他依旧能与项飚先生讨论一些令我这样的年轻人作呕的“被广泛当今年轻人认同”婚恋观，无论是“回归到血缘联结”的“相亲”还是“门当户对”。还有葛兆光先生问“元宇宙”到底是什么，许先生后来的解释其实很形象，“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桃花源”里。

其实研究社会问题时候，历史学家真的比文学家看得更透彻和更远。我非常感触葛兆光先生2020年在日本跟许先生讨论的中日文化的不同，无论是从王权与宗教的平级或垂直关系还是社会最下层结构里郡县制是否能实施去看。“思想问题不是单从思想层面去讨论，而是看背后的社会性结构。”葛兆光先生直接提到历史学家更注重后面的“不同”。

他们对王阳明的讨论也给了我很多感触。王阳明这几年为什么能火，背后有很多问题。我特别喜欢葛先生对“后见之明”的解释。如果王阳明后来没有平复江西之乱与广西大藤峡，后人还会追溯龙场顿悟为一个转折点吗？葛先生用他自己举例，如果他自己后来没有回到大学没有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别人还会问他曾经某段痛苦经历的影响吗？一是如果王阳明后面依旧是流放终老，龙场几日几夜静坐冥思到发烧大病的格物不足以成为顿悟；二是即便后面有诸多战争大功，龙场顿悟与后面的所谓世俗角度的“成功”并不能构成因果关系——于是也就导致三，人们从不应该歌颂苦难，因为苦难与后来世俗角度的“成功”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苦难中出来。

我也喜欢葛先生再东京见到许先生对疫情的态度。许先生问他会害怕吗，他完全不。他的理由我太认同，在许多历史学家眼里，比起天灾，人祸远远更为可怕。自远古原始人类对神的解释起，人类就害怕不受控的自然灾害的“超自然力量”，然而人祸才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当然他还说了另一个理由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有很多人老年人年纪越大越害怕死亡。）

我还很触动他对苦难说的另一个点——有许多经历过苦难的人，巴不得让所有人都再经历一遍如此苦难。

鲁白先生和许先生讨论青千等学界game of the throne时也很戳我，让我想起许晨阳先生出走时的话。我会想，这些高贵之人的真话，究竟是一定得到一定年龄与取得一系列世俗认可的成就才有资格说，还是他们其实多年来一直都是做自己的人——正是这种做自己才让他们真正活出自己。抑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自我压抑——即便这些高贵的人也经历过彷徨与无力感——但共同经历某段历史的人们往往看似经历着同一个故事（即便在同一个小环境共事），他们不同的反应导致的最后结果也截然不同。

我还非常认同葛先生对身处历史中人的反应与后世解读也许不同的见解。在历史中的人也许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身处历史——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没有那么深刻。哪怕李鸿章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从回观之角度来说。我们自己现在身处新冠，有许多人也未必意识到自己真正身处历史之中。许先生之前还采访我忘记是哪位先生时他说的时期划分让我很受触动，二战后是冷战时期，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时期，接着的提到的一个分期——未及公认划定却极有意义的划定——16年的特朗普上任和英国脱欧。当时这两件事发生时，是否有人（或者说足够多的人）意识到自己身处历史与这两件事足以成为教科书中看似遥远和与我们无关的“历史转折点”？

所以葛先生说新冠发生后他一直在做许多历史记录是非常有远见且令人触动的——现在，知道自己在历史之中，为后世之人做历史。西南联大的“教育史上最伟大长征”开始时，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学生日记和报刊摘录中看到，只有少部分人意识到他们身处历史。有少部分历史学和文学教授开始为后世做记载，但对于许多学生而言，只是担忧自己的前途———他们那时也是担忧各种考试、转专业、毕业论文、公费留学———与现在学生的担忧毫无二致。除了知道自己身处战争与乱世之外，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他们当中的人可能会作为某个极具纪念意义历史时代的“少数人”在多年后曾为熊猫般稀有的《九零后》纪录片采访对象？

葛先生对许先生提的很多问题都给了非常明确的答案。比如现在的思想讨论点，与120年前的讨论点其实是一样的，甚至与古希腊时对“being”的讨论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所思考、所为之痛苦与挣扎的东西———百年前胡适等人就讨论过了（———但是注意，不是在《左转》、《史记》、《论语》等被用以玩弄全术的史书里）。《十三邀》一个令人受益匪浅的点在于，我不再是从历史书与亲历过历史之人的日记、自传、回忆录去了解历史，而是从他们本身去了解。从他们本身的言语表情行动去前往之处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才真正反映历史。这些细节才让年轻人知道90年代时对陈寅恪等人的反思，与97、98年之后的现代化。现在年轻人的文化与许先生年轻时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个节目令人欣慰的是，让我知道还有一群以为已在历史中绝迹的人存在———虽然极少极少。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身处历史。它不应该是当20年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发生（无论是新冠、南半球森林大火还是猴痘等等）时人们才意识到，更不应该是战火燃及周边（乌克兰）或者自己真正成为受害者时才被意识到。当然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袖手旁观，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与洞察——他们的确太过有限，可他们不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