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孟子讲为所当为,接着孟子讲君子还要有所不为,,他说:“有些事是君子不为的,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
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很复杂。从效能的的角度讲,只有摆脱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才能有心力去干真正有意义的正事,比如执政大臣子产的帮人渡河就是不务正业。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只有不做那些过与不及的错事,才能行中庸之道,才是真正的有作为。
王阳明讲治学就是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其实就是不断反省自己做过的事,哪些是不当为的,今后不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摒弃哪些不当为之事,那么留下的就是当为之事。用他的话来说:“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减,”说白了,哪些不当为而为的,往往都是受了名利的左右才发生的,它违背了中道。
然后孟子举了一个不当为的例子,他说:“背后说人家的不足,你能承担它的后果吗?”
在背后议论他人的不足,这是大多数人都容易有的毛病,这样就可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这是非常虚幻而自欺欺人的事。修身这种事,必须亲身践行,只有自己做到了才是真正做到,贬低他人并不能太高自己。《论语·宪问》记载: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方,就是用规矩去度量,对此,孔子说,我自己修行还来不及呢,那有那闲工夫去嚼舌头。
即使从世俗的角度讲,你在背后议论他人短长,总会有人把话传出去,那面招人嫉恨,“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以上种种都有违中道,“不及”的问题比较普遍,大家各自努力,只要尽力了,结果是另外一回事,毕竟人生可以达到的境界各有不同,但“过”的问题往往发生在那些所谓的能人、智者身上,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孟子说:“像仲尼这样的圣人从来不做过头的事。”
这是从常人的思维说这个话,其实圣人就是常人,他做的是普普通通的事,说的是普普通通的话,并不是故意要作惊世之举,发骇俗之论。
最后孟子做了三方面的总结,他说:“得道的大人,说过的话并不一定要兑现,所做的事并不一定要达到目的,就看是否符合道义。”这是第一,从过程不是最重要,关键是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是否合乎义。或许当初对情况不完全了解,或许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就可能是不合时宜的,那就要勇于改正,千万不可拘泥机械,孔子说过:“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其实就是要抛弃自我那点自尊心、虚荣心,一切皆宜以道义为准绳,合乎义才是中道。
第二,中道的本质是诚意,孟子说:“得道的大人,其实就是没有丧失婴儿时期的那颗本心。”赤子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如果长大以后都还能保持这颗本心,那么所言所行,必然是合乎中道的。
第三,守中道必须持之以恒,也就是中庸之庸,庸就是不易,恒常。孟子说:“仅仅能够赡养父母,这还不算什么大事,这样的人也不一定能干大事,只有坚持到最后能够为父母送终,才算是干了大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赋以国家的大任。”
孟子以孝为例来说中庸,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孝为仁义之本,这在前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孟子》简读之离娄篇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