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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Nokus Feke Ematha Tustanaki，译成你们的语言是“熊心”的意思。我的另一个名字则是马塞勒斯·威廉斯（Marcellus Williams），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奥克拉荷马洲。

我的部落是马斯科吉（Muskogee），源起于目前的乔治亚洲与阿拉巴马州的水道沿线。逐渐在这一带定居的欧洲人并不知道我们是马斯科吉族，只是以我们的栖息地而说我们部族是“居住在溪（creeks）边的印第安人”。从此这个名称就被沿用，所以我们通常是以溪族印第安人（Creek Indians）之名为世人所知，然而我们其实是马斯科吉族。

一八三二年时，美国总统杰克森签署了一项命令，强制原住民迁离美国东南方；马斯科吉族就在那时与契卡索族、乔克托族和切诺基族一起跟着迁移。我们从家乡千里迢迢地来到所谓的“印第安领地”（Indian Territory），也就是后来的奥克拉荷马洲——来自乔克托语的Oklahoma，字义是“红人的土地”。历史记录了这次的迁徙，但是从未提到背后含藏的情感问题——我们族人的感受，他们必须抛在身后的一切，以及必须承受的苦难。

这次的迁移是被迫的，而我们对此毫无选择。如果有族人拒绝离开家乡，士兵们便会抢走母亲怀里的幼儿，朝着树干猛撞，说道：“离开，否则我们会对这里所有的小孩做出同样的举动。”听说有些士兵手握军刀，把孕妇们猛拉到部队前列，当场开膛破肚。这就是我们如何被迫离开祖先的土地。

我的族人全程步行，从日出走到日落，一路有马背上的士兵围赶着成群移动。当族里的老者在途中不支死亡时，也不给我们时间为他们举行得体的葬礼。许多我们珍爱的人被士兵弃于沟壑，尸身仅能用树叶和柴枝草草覆盖，因为我们被迫继续前进。这是一条迢迢长路，人人精疲力竭，而且年幼的孩子赶不上大人的步伐，所以再累也得背着他们，或片刻不离的牵着他们的手。但是没人有体力长时间肩负孩子的重量，所以有些孩童和他们的母亲最后就只能被抛在后头。而在那样的千里跋涉中，这只是我们族人必须忍受的部分磨难，那些不公义的行为所带来的悲痛和哀伤难以抹灭，以至于我的族人称它为“血泪之旅”

我认识的一个孩提时期就历经那场千里跋涉的人，告诉了我事件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们一群人和几匹马儿被塞进十二艘老旧、破损的渡船里，准备横渡密西西比河，但途中渡船开始往下沉，所以他只好一把抓住妹妹、爬到朝岸边游去的马匹背上。为了不让他们待在马背上，士兵们便一路追赶。他试着催赶马儿，但是马儿本来就不善游泳，又因骚动受到惊吓，所以反而愈来愈慢。他已见识到士兵的面目有多狰狞，超载的渡船有多危险，眼见灭顶之灾在劫难逃，所以他已有告别人世的心理准备。就在那个时候，有个人骑在另一匹马上来到他身后，一把抓走了他的妹妹。“我一到达岸边就痛哭失声，”他说，“因为我以为妹妹被士兵抓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族人帮助我脱离险境。”

很多人死于穿越密西西比河途中。能够度过河流的幸存者，也大多因为游泳上岸而全身湿透，偏又遇上寒风刺骨的天气。有一位老妇人因为这场磨难而精疲力竭，陷入困惑恍神的状态中，已经浑然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她以为回到了老家，便开始下指示给年轻人：“沿着那条小径走到岔口处，地面上有些干柴。捡拾回来，架个篝火让大家暖身。”她还记得家乡的哪里可以找到木柴，内心也以为自己仍然身在故居。毫无疑问地，她但愿自己就在彼处。

我的曾曾祖母也在那场被迫迁移的行列之中。不管天候如何，他们都得继续前进，光着脚行走在雪地里，她的双脚因此冻伤，长了坏疽，后来脚更毫不夸张地从脚上掉落。她被埋在奥克拉荷马洲的吉布森堡，但所有逝者都没有刻上姓名的墓碑，只矗立着许许多多的十字架。我们族人的埋骨处，竟连身份的识别都不可得。我不知道曾曾祖母埋在哪里，只知道她与族人同眠于此。

就算我们安顿下来了，也并不意味从此就过着平安的生活。我们的孩子被迫离开父母身边，强制进入寄宿学校，而且从此禁止使用母语，只能说英文。因为这是一所政府立案的寄宿学校，所以他们必须在课堂与住所间长途跋涉、整理床务，像在军营中一样自己打理所有事。这是强加在我们年幼孩童身上的行为之一。当时的原住民都以一头长发为傲，但到了寄宿学校后，孩子们全都必须剪成短发。有些行政管理人员就直接将碗倒扣在孩子的头顶，顺着碗沿剪落发丝，再大肆嘲笑这个无辜的小孩。

但那也还只是我们必须忍受的些许欺压。时至今日，在某些祈福仪式上，我们的族人当中仍有不少人诚心为所有人类祈祷，无论肤色是黑、黄、红或者白。历经无数磨难的我的族人，怎么可能还能滋生如许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