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哭穷途”与杨朱“泣歧路”
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一句，历来被人们所传诵。王维也有一首诗叫作《寄唐生》，其中也提到阮籍：“阮籍哭路岐”。我们看到，王勃说阮籍有“穷途之哭”，而王维却说阮籍“哭路岐”，“穷途”和“歧路”的涵义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孰是孰非，阮籍究竟是“哭穷途”还是“哭歧路”呢？
原来，王勃说阮籍有“穷途之哭”是对的，这在《晋书•阮籍传》中有记载: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阮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向秀等人齐名，其人狂放不羁，不拘礼节。他经常独自驾车出行，而且任意驰骋，不沿着原有的道路走。每当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都会悲伤不已、恸哭流涕。阮籍之所以在“穷途”之时痛哭不已是有缘由的，这与当时的政治、思想状态和他的性情很有关系。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作为国家正统思想的儒学逐渐失去了主宰地位，这使得当时士大夫的内心承受着很大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纷纷逃避现实政治，投入到虚无缥缈的“玄谈”中去。阮籍也是如此，《晋书•阮籍传》说他：“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状态造就了阮籍任性不羁、傲然自得的性格特点，他经常沉醉在自我的世界中，忘乎所以。阮籍所追求的是那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的生活状态，他读书的时候，可以“累月不出”，沉醉于其中；他登山临水的时候，也会“经日忘归”，纵情于山水之间。这些都是为了达到那种“忽忘形骸”的境界，以此来超脱于现实政治之外，使自己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宁静与安详，正如王羲之《兰亭序》里所说的“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所以，他独自驾车出游，不由径路地任意驰骋也是为了追求“放浪形骸”的自我超脱。但是当忽然走到车马无法继续前进的时候，阮籍从“放浪形骸之外”悠游自得的境界又被重新拉回到了现实的无奈与悲苦之中，这怎能不令他恸哭流涕呢？
所以，《滕王阁序》中所说的阮籍有“穷途之哭”是对的，而王维“阮籍哭路岐”则是对阮籍“穷途之哭”这一典籍的误用。实际上，历史上“哭路岐”的人应该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