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
提前几天，我们就说好了要去枣庄看望姐姐。姐姐大我十岁，今年八十一了。她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前是枣庄市九中的语文教师。至于行政职务就不必提了。最让她骄傲的，是她的学生中，有将军、有教授，还有闻名遐迩的行业精英，真正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姐姐还是个才女，剪纸、画画、书法样样精通。在枣庄一带，许多人家的墙上都挂着她的书法作品，墨香流转间，皆是岁月沉淀的才情。
我认识姐姐，确切地说，知道自己还有个姐姐的那年，我刚好十二岁。那时，我刚步入初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热潮。学校已停课，学生们纷纷踏上革命大串连的征程。
我记不清那次是要去哪儿串连，也不记得和几个同学同行。只记得路过济南时，鬼使神差般地下了火车，一心想去看望“三大爷”。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济南有“三大爷”这么一家人。
岁月的长河冲淡了许多记忆，只记得我竟神奇地找到了“三大爷”家。当时家中只有姐姐和妹妹在，“三大爷”和“三大娘”都上班去了。如今推算一下，那年姐姐二十二岁，妹妹八岁。那时，我只晓得姐姐是堂姐，妹妹是堂妹。
见我到来，姐姐急忙跑到“三大娘”工作的地方将她唤回。我忘了当时“三大爷”去了哪儿，那次并未见到他。
十二岁的我，还是个尚不懂得察言观色的傻小子。姐姐见我头发长了，便找出理发工具要给我修剪。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艰难，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理发工具，能省一点是一点。理发时，“三大娘”温柔地和我聊天，我也一口一个“三大娘”，叫得格外亲热。
突然间，她打断我，语气轻柔而平和地告诉我：“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你亲妈。”多少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句话从此改写了一个人的一生。
“三大娘”又进一步地道出真相：在我十个月大的时候，迫于爷爷的命令，我被送给了四叔，也就是我的养父。那时，四叔已三十岁，四婶还大四叔两岁，却一直没有孩子，在当时的年代，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我记得，“三大娘”说这些话时，神情平静得近乎淡然，一滴眼泪也没掉，仿佛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而我也懵懵懂懂地听着，满心茫然，不知所措，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激动，只是木木地呆着，甚至都没改口叫一声妈。
姐姐给我理完发，我吃了一顿十二年来妈妈亲手做的饭，便匆匆告别，赶往火车站去和同学会合，继续踏上串连之旅。我还记得，那时就有了18路公交车，是从灯泡厂开往火车站。
多年后，妹妹还复述过那天的情景。她说我手里拿着一个儿童玩的皮球，一边理发，一边将皮球在椅子扶手上滚来滚去，一副无心无肺的模样。当时，姐姐已是枣庄市一所中学的老师，因学校停课闹革命，才回到济南。去火车站时，是姐姐陪着我。她又陪着我在火车站上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同学后，才放心离开。
第一次去济南，我稀里糊涂又将信将疑地知晓了自己的身世，也因此收获了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只是那次，哥哥外出串连，弟弟去了哪儿我也记不清了，没能见到他们。但姐姐的模样，却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一个短发、肤白、漂亮的姐姐，这画面如同刻在岩石上一般，任凭时光冲刷，也不曾褪色。
这次去枣庄看望姐姐，我们兄妹四人一同前往。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大哥74岁，弟弟69，连小妹也67岁了。托上天的福，我们都算健康，还能乘车出行，而且多年来，这样的集体活动少之又少。弟弟住在东边，他开车往西，先接上哥哥和妹妹，再到我这儿，然后直奔济南西高速路口，没有绕一点路。
起初，得知身世后，我有些麻木，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可随着时间推移，情绪开始慢慢发酵。十几岁孩子的反叛行为是可怕的，我纠结了一帮孩子，整天寻衅滋事，曾在一天里多次打架，还连续两年不回家过年，约了几个同学在学校轮流陪着我。如今想来，真不知道养父母当时是如何容忍我的。多年后，当我学会理解他们时，曾满是愧疚。其实，养父养母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一生所得到的爱，都来自他们。
那段迷茫又叛逆的日子里，姐姐就像是我在茫茫大海中漂泊时，唯一能抓住的一块木板。若没有她，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我曾一封接一封地给姐姐写信，倾诉着自己的孤独与痛苦。后来，我还专门研究过像我这种身世的人，是否会产生心理疾病，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会留下深深的伤痕。这种创伤会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情感生成，以及与人相处的方式，尤其是和亲人之间。比如我，几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自己根本不懂得如何与亲人相处，也不知道亲人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工作以后，我去枣庄看望过姐姐。刚满十六周岁就参加工作的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看望姐姐的路程。那时，姐姐在枣庄薛城的一所中学教书。由于当时通讯不便，我坐火车到薛城后，找到姐姐工作的学校，才得知她刚结婚，去了潘庄煤矿的公婆家。
现在查看了地图才知道，从薛城到潘庄煤矿足有十七公里。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一天只有一班公共汽车，是早上发车。我没有丝毫犹豫，边走边打听，徒步朝着潘庄煤矿走去。路上，我花两角钱买了些花生，边吃边走。直到天完全黑了，才终于找到姐姐公婆家。还记得姐姐见到我时，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一刻，我心里明白，姐姐是爱我的。
现在，从济南去枣庄一路高速，路上车辆不多，弟弟开车很稳，车速也不快，仿佛是在悠闲地散步。对于朋友和兄妹来说，同乘一车是很惬意的事。时间太短不行，话匣子还没打开就到目的地了；时间太长也不好，一累便没了兴致。从济南到枣庄刚刚好，全程250多公里，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段时间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还意犹未尽时，就抵达了枣庄。
在车上他们聊的许多人和事，对我来说大多很陌生。那都是他们三个熟悉的老邻居家的事儿，或是老邻居家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故事。他们聊得饶有兴致，我却听得有些茫然，毕竟我和他们没有共同的童年经历。
进入枣庄后，我们没去姐姐家，而是直奔一家老人护理院。姐夫也从家里赶去，姐姐的小女儿也从自己家前往。
已经多年没见到姐姐了，心中满是愧疚与感慨。我和姐姐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我记得，姐姐曾给我寄过一本64K的小小的《新华字典》。那本字典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两个角微微翘起，封面发黑，像是包了浆，也不知它经历了多少主人，不知道姐姐翻阅了多少次。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新华字典》就如同奇珍异宝。我工作后，竟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文学，对于初中三年没怎么读书的我来说，这本字典成了我认字的重要工具。
姐姐的小女儿比我们先到，夫妻俩特意到楼下来接我们。我记不清这家老人护理院的名字了，它规模不算大，在一家医院后边，但环境还算不错。楼层中间设有护士站，有三四个护士正在值班。
哥哥他们三个以前来过，这次，他们把我推到前面。哥哥说：“你进去大声喊姐姐，也许能把她喊醒。”
姐姐躺在病床上，本已稀疏的白发，又剪的短如男士的发型，两只胳膊露在外面，手指半握成拳。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大声喊道：“姐姐！姐姐！”她缓缓地睁开眼，眼球左右转动，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唤。我接着又喊：“姐姐！姐姐！我来了！我来了，姐姐！”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可姐姐的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
天哪，这就是我的姐姐！我十几岁的时候，每每在街上见到一个和姐姐年龄相仿的人，我都会拿姐姐和人家比。姐姐高佻的身材，如同飘落在人间的天使，她举手投足间，皆是恰到好处的温婉从容，谈吐中流淌着经年累月积淀的学识。
姐夫坐在床的另一边，同样紧紧抓着姐姐的手，随着我一起呼唤。我看见，姐夫的眼里也满是泪水。姐夫今年八十三岁，他如同这般的呼唤姐姐，已经呼唤了八年。我紧攥着姐姐的手，又轻轻抓了抓她的胳膊。她不瘦不胖，脸色红扑扑的，看上去不像病人。姐夫说，八年间，姐姐从没生过褥疮；八年间，每天都是按食谱给姐姐做成打入胃内的流质饭。他还说，前几天又刚给姐姐做了全面体检，没查出什么病。我含着泪，冲着姐夫点点头。姐夫的腰不好，股骨头也需要置换，走路只能依靠一辆小推车。为了照顾姐姐，他已经辛劳了整整八年，不知道这样的夫妻，如今能有多少。
现在想来，满心都是悔恨。姐夫说，那年他陪姐姐去济南看病。当时，许多症状都表明姐姐可能有脑梗。她常常晕眩，有一次在电梯里，一阵眩晕就倒在了姐夫怀里；还有一次，她一只手莫名其妙地麻木无力。当时，姐夫劝她在济南进一步检查，她不听，执意要回枣庄自己家过元旦。妹妹也劝她留下来弄清楚病情，她还是不听，毅然决然地走了。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姐姐躺在病床上，四肢不能动弹，只有眼球会循着声音转来转去。但我总觉得，姐姐什么都能听懂，只是没办法说出来罢了。
小小的病房里挤满了人，话题也越来越多。外甥女的孩子忙着报考博士，弟弟正帮着他四处找熟人托关系；外甥女的丈夫已是学校副校长，未来或许还有机会升任正校长；弟弟还在忙着做生意，努力想使自己财运亨通，大家热火朝天地说着这些家长里短，姐姐静静地听着。但这一切，在她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味。
临近中午，我们和姐姐告别，跟着外甥女夫妻去吃羊肉。枣庄的羊肉和炒鸡都很有名，去枣庄的人不是吃鸡就是去吃羊肉。姐夫推着小推车，像婴儿学步般缓慢地走在前面，我们簇拥着他。虽然大家什么都没说话，但我们心里都有同样的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姐夫，谢谢你！你辛苦了！”
姐夫喜欢旅游，要是姐姐没生病，他们或许早已携手游遍大江南北，看尽世间美景。
回济南的路上，他们三个不再聊那些只有他们熟悉的家长里短，四个人的话题集中在保健和健康上。一进济南，就开始堵车。老虎山隧道里的车辆走走停停。济南人都知道，开车首先得学会磨炼性子——幸好今天不是工作日，要是赶上工作日，这堵车的阵势，说是全国第一也不为过。
我们的车紧跟着前面的车，走几步，停下来，再走几步，又停下来。此时，大家都没了聊天的兴致，两眼紧紧盯着前方，心里默默祈祷着能快点驶出老虎山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