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摆事实怎样讲大道理

      ——《拿来主义》解读之二

                      曹公奇

      对待文化遗产问题，是一个较为抽象的理论问题。我们今天讲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讲的就是怎样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这与鲁迅所讲的“拿来主义”一脉相承。这个大道理，本来应该需要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论证，才能把问题讲清楚的。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仅用短短的一千二百多字，并没有摆什么事实，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阐述清楚了。那么，鲁迅是如何在不摆事实的情况下讲清这个大道理的呢？

      《拿来主义》一文，鲁迅没有按照一般论说文的方法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运用比喻论证的方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地讲清了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个大道理。比喻，本是一种修辞手法，就是根据联想，抓住不同事物的相似之处，用浅显、具体、生动的事物来代替抽象、难理解的事物。在议论文中，如果用比喻的形式来说理，就成为一种论证方法——比喻论证。比喻论证，简单说，就是用人们熟知的事物作比喻来论证观点的正确。运用比喻论证，可以把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容易被人接受，从而使论证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更利于读者明白。比喻与比喻论证有联系，又有区别。比喻只是一种修辞方法，一般简单的一个句子就可以构成一个比喻，主要用于叙述、描写某一个事物或人物。而比喻论证是一种论证方法，虽然也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句，而是一个大的比喻群，目的是为了用比喻生动形象地阐述某种道理，所以，比喻论证是一个论证的过程。

      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一篇杂文，虽然也以议论为主，但是杂文还具有文艺性，也就是说杂文在议论时多用文学的手法。《拿来主义》在阐明如何“自己来拿”时，就是把具体形象的“大宅子”比作文化遗产，来论述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用的是比喻论证。

      作者用一所“大宅子”来比喻文化遗产，不管这个“大宅子”是怎么得来的，是因为祖上的阴功也罢，是因为骗来的、抢来的也罢，是合法继承的也罢，是做了女婿换来的也罢，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拿来”！用一个穷青年得到了一所“大宅子”，来比喻我们得到的文化遗产。面对这个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首先要“拿来”才行。如果不首先“拿来”这所“大宅子”，那就根本谈不上去继承它。但是，面对一所“大宅子”这样的文化遗产，不同形态的人，会产生出不同错误的对待态度。

      鲁迅先生就用三种不同形态的人来比喻了三种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做法：“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这是第一种人，是不敢面对文化遗产的懦弱无能的人；“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这是第二种人，是不分好坏、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的人；“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这是第三种人，是不分好坏、全盘接受文化遗产的人。这三种人的三种态度和做法，都不是拿来主义者所要的。这里，鲁迅先生用这三种人的三种行为作比喻，形象地论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做法，为后面论述“拿来主义”者的态度和行为做了铺垫，也是对“拿来主义”的一种反衬，这样更能突出“拿来主义”者做法的正确。

        那么，“拿来主义”者到底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呢？文章又用“大宅子”中的各种东西作比喻，来论述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正确做法。“大宅子”中的“鱼翅”，是海味中非常名贵的食品，是有益无害的，有养料的，就可以把它像白菜萝卜一样的吃掉，既不抛在路上以显示其“平民化”，也不拿它来大宴宾客。“大宅子”中的“鱼翅”，就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一样，是珍贵的东西，必须“拿来”，而且“使用”，让它真正发挥应有的营养作用。

      看见“大宅子”中的“鸦片”，也不为了显示其彻底革命，就把它当众摔进毛厕里。“鸦片”虽然有毒素，但它也有能够治病的用处，所以，还是把它送进药房里，发挥它治病的功用，也不至于让药房弄出一些故意掩盖真相、迷惑人们的手段。“大宅子”中的“鸦片”，就像文化遗产中那些既有毒素又有益处的东西，它是有害又有益的，这就要吸收、使用它有益的方面，清除它有害的方面，使它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大宅子”中的“烟枪”“烟灯”，虽然也有一定的特点，与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国的烟具形式都不同，但是，除了留一点送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都可以完全销毁掉。还有“大宅子”里的“姨太太”，也要让她们各自走散为好，要不然，“拿来主义”者就会有危机。“烟枪”“烟灯”和“姨太太”，都是些无益或无用的东西，就像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没有什么用处或益处的，所以，原则上还是要毁掉或驱散，也就是要剔除掉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成分。

      “大宅子”是一个大的比喻，它从整体上比喻文化遗产。“大宅子”中的“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有害又有益的的成分；“烟枪”“烟灯”和“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有害无益的成分。并且，通过对这三种东西的处理，来比喻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正确做法。这样，这个“大宅子”及其中的物与人，以及对待它们的不同做法，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比喻，而且，这个整体的比喻，有完整的论述，有严密的论证过程，从而形成了这篇杂文独特的论证方式——比喻论证。它和一个简单的比喻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注意比喻和比喻论证的区别，不要以为在议论性的文章中，只要出现比喻，就是比喻论证。

      “拿来主义”者应该反对哪些做法、应该怎样对待文化遗产，这本来是个较为抽象的大道理，应该从理论上摆事实，讲道理，来论述怎样才是正确的对待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但鲁迅先生没有这样论述，而是用“大宅子”及其里面的物与人做比喻，用得到“大宅子”以后的态度以及对待其中的物与人的办法，为我们做了形象生动地阐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大道理。这样的比喻论证，比纯粹的议论和讲道理更加明白、通俗、易懂，容易被人接受，能够把抽象深刻的大道理，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论证，使论证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更富有艺术魅力，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者，鲁迅先生论述对待文化遗产的大道理，如果按照一般论说文的方式来论证的话，可能是篇幅巨大，而且可能枯燥难懂，也不适宜于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但是，作者运用形象化的比喻论证来讲这个大道理，就能形象、简洁地论述清楚这个问题。这也要归结于杂文这种独特的文体。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评论，从文学体裁角度考虑，可把它归为文艺作品，因为它有文学性、形象性；从实用文体角度考虑，可把它归为议论文，因为它有议论性，旨在说理。杂文就是这么一种有着文艺性的议论文，它短小、锋利、隽永，重在说理，但又富于文艺色彩，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因为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在表达上不像一般论文那样用议论性的语言进行论证，而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进行说理论证，杂文的议论性和形象性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拿来主义》正是这么一篇经典的杂文，是一篇用比喻论证的方式、生动形象地讲大道理的杰出典范之作。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直到今天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而使它成为了杂文世界中一篇永恒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