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
烟草何时传入中国？烟草是否为中国本土物产？这是学术界至今仍在探讨的话题。清汪师韩在《金丝录》中说，烟草之名“曰打姆巴古、曰淡巴菰、曰大孖古、曰淡肉果、曰担不归、曰醺、曰金丝醺、曰芬草，曰烟酒，而总名曰烟”。清人黎士宏的《仁恕堂笔记》中载：“烟之名始于日本，传于漳州之石马。”意指初期由于语言不通，人们对烟草的记录是根据外文的发音记录下来的，而“烟”和“烟草”的名称是由日本传过来的并逐渐取代了音译。
然而，关于烟草在我国是本土物还是舶来品的争论一直不断，主要有“三国说”“汉代说”“南北朝说”“唐代说”。其依据大多是我国古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提到的有关论证，有的则是依据古诗词里提到的“烟草”及考察我国野生烟草生长规律后推断的。甚至有人提出美洲烟草也是由中国传入的。这些是否意味着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中国境内就存在烟草这种植物呢？
我国民间传说认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过程中，发现了可避瘴的“云香草”，从此始有烟草。流传于陕西洛川一带的喜歌这样唱道：“刘备吃烟一辈子，娶了孙权他妹子；关公抽了一口烟，斩了六将出五关。”民间传说和民谣能否作为历史依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中国古诗词里确有“烟草”“烟叶”“野烟”“茶烟”之称。李白有诗：“青松来风吹古道，绿萝飞花覆烟草。”陆游亦云：“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白居易还提到“烟叶”：“风条摇两带，烟叶贴双眉”，晏几道《浪淘沙》有词：“多少雨条烟叶恨，红泪离筵。”关于“野烟”，清代《滇南本草》确有记载，野生烟草，植株很小，在我国云南、四川、湖南均有分布，但少有人将其作为烟草的代用品吸食。1984年版《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也提到河南有一种外形很像烟草的野生植物，“本地人民有采摘代烟草吸用的习惯”。
中国历来重视史书修纂，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但是在明以前的本草、方书、药谱以及其他历史著述中，均不见“烟草”的内容。因此，烟草是否为中国本土物产还需要寻找更多证据。明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作为吸用的烟草和吸烟这种嗜好，是在美洲烟草传入之后才有的，其在我国真正流传和兴盛则是在明以后了。
烟草传入中国
《景岳全书》载明万历（1573～1620）年间始有烟草。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称：“淡巴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福州府志》载，烟草“一名淡巴菰，明万历中始有种者”。这些史籍均认为烟草是在明万历年间始传入中国的。1959年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发表《谈烟草》一文，提出：“在中国方面，最初传入烟草的是17世纪初年的福建水手，他们从吕宋带回来烟草的种子，再从福建南传到广东，北传到江浙。”尽管学术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烟草是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的。
关于烟草传入中国的路线，吴晗认为有三条：一是自吕宋入台湾，再入福建；二是由南洋输入广东；三是由辽东传入，从日本到朝鲜再到辽东。其余种种异议，也多是在南北线路、具体的时间和传入国上有分歧，但烟草最早自吕宋传入仍是主流的说法。同时学界也承认漳州、泉州是中国最早引种烟草的地方。
为什么漳泉地区是中国最早引种烟草的地方呢？16世纪中叶，烟草已传遍欧洲并传入亚洲，却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明朝的海禁国策无疑是一道坚强的壁垒。直到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才宣布有限制地解除海禁，允许漳州月港开放“洋市”。到明万历年间，漳州月港已与南洋群岛及朝鲜、琉球、日本等诸国家和地区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为中转站与欧美各国进行贸易。而当时烟草已经传到吕宋岛。因此，中国烟草从“泛海通番”最活跃又最早开放海禁的漳州传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烟草在中国迅速赢得大批追捧者。它除具有可防疫病和寒疾，可“辟瘴”的药用价值外，更被传为有“疗百疾”之功效。达官贵人亦对其宠爱有加，清人陈琮所辑《烟草谱》中赞其“可以遣寂除烦”“可以远避睡魔”“可以佐欢解渴”。文人墨客更是对其倍加渲染，清人沈彩称：“欲不食人间烟火，却餐一炷淡巴菰。”当然烟草广泛传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经济价值。据明末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述，当时一亩烟田的产值“可以敌田十亩”。清人沈赤然《寒夜丛谈》记载，明末“边以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者”。其商业价值可见一斑。这些都对烟草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吸烟的习俗也遍布全国，男女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时人有诗为证：“笑问今天下，何人可暂离？”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烟草在短时间内迅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花烟草首先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种植，再传入内地，在明万历、天启年间更推广到西南区域。耐寒的黄花烟草则传入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就是军队在烟草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古代最大的流动群体，军队常依战事需要而不断调动，而烟草也随之跨越数省，由闽广直接到云南，再向其周边传播。最终由福建而“渐传至九边”。
明万历年间姚旅所著的《露书》，被公认为最早记载烟草进入中国的著作。书中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明朝末年漳、泉烟草竟向吕宋出口，可见当时已具相当规模了。《寒夜丛谈》追记明末情况时说：“烟草产自闽中……崇祯初重法禁之不止，末年遂遍地种矣。”明清时期传入和传播的实为晒晾烟，至于烤烟，以及之后白肋烟、香料烟、马里兰烟等的传入，都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
吸烟之风渐兴
烟草真可谓是“神奇之草”。它传入中国后，便由南向北，从东向西，“不胫而走”。正如明清之际的文人著述所载，烟草“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后“渐传至九边”，“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不久即“达天下矣”。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吸烟是和烟草同时进入中国的。明崇祯元年（1628）的《漳州府志》在《风土志·物产》部分记载：“淡巴菰种出东洋，近多莳之者，茎叶皆如秋菊，而高大，花如蒲公英，有子如车前子。取叶洒酒阴干之，细切如丝，燃少许置管中，吸其烟，令人微醉，云可辟瘴。此外夷吐火之习，闾左少年竞为豪举，然遂有眩仆者。”可见，16世纪末17世纪初，烟草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吸烟风气逐渐流行。
崇祯年间，吸烟之风已经相当盛行。明末人王逋的《蚓庵琐语》记载：“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我地（浙江嘉兴）遍处栽种，虽三尺童子，莫不食烟，风俗顿改。”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也说，崇祯年间，“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明末杨士聪则在《玉堂荟记》中让我们看到了北方烟草发展的情况：“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清人沈赤然也在其《寒夜丛谈》中追记了明末吸烟的情况：“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
明末已经如此，到了清代，吸烟之风更是日益兴盛。清代中期，吸烟进一步普及。陈琮《烟草谱》说：“吸烟之盛，始于城市，而已延及乡村；始于男子，既而渐流闺阁。” 清嘉庆年间，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写道：“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 沈李龙所撰的《食物本草会纂》中说：“普天之下，好饮烟者无分贵贱，无分男妇，用以代茗代酒，刻不能少，终身不厌。”郭起元在《论闽省务本节用书》中记叙：“饮烟者无间寒暑，为用与食盐等而又胜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吸烟已经传遍中国大地，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经济作物的烟草，遭到明末和清朝前期的皇帝们的反对，被禁止种植和吸食，这对吸烟产生过某种抑制作用。皇帝们主要认为种植烟草与农业争地，影响农业生产，对民生毫无裨益，而种烟又要择肥沃之地，农民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势必把好地种上烟草，使得人们吃饭成为问题，所以要予以禁止。然而皇室的禁烟立场并不十分坚定，又缺乏具体的措施，再加上上层社会贵族以及诸贝勒们对烟草的兴趣，所以禁下不禁上，结果禁烟徒有虚名。到清嘉庆以后，政府对种烟和吸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烟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遂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嗜好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