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王闿运杨度师徒二人之3【578】2023-12-16
然而杨度却没有乃师的明智潇洒，他被虚幻的新朝宰相所诱惑，终生在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成了一名举国通缉的复辟首犯。
杨度迷误，固不待论，即使明智如王闿运，也没有看出要害来。其实，帝王之学不能行时的关键之所在，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晚清的时局，李鸿章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说得最为透彻：此乃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这话说的是自有中国文明史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变故。导致这一变故发生的原因，是国门的被强行打开。
一八四O年，以关天培血溅虎门炮台、林则徐充军伊犁为标志，苦难动乱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人们在恐慑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何他们会有如此强大的国力？随着流入中国的洋人洋书，和出国考察的大清臣民的增多，有识之士慢慢发现，西方列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一套迥异于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从器物层面上感受了西方的先进，更从政制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
早在光绪初年，中国有史以来派往西方的第一位大使郭嵩焘，便在他的日记里指出：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并指出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主要特点便是体现在议院议政上。光绪十年，担负国家要职的前淮军首领张树声，在给朝廷的遗折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西人立国之本体，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稍后，郑观应在风靡全国的《盛世危言》中，也提出中国应当仿效西方，设置议院。此后，更有许多人撰文著书，大谈西方的民主和议院。这些议论，对中国的官场士林影响极大。
有关民主和议院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与帝王之学的独裁、权术等等根本是对立的。西方列强以实力，证明了他们对政治制度选择的正确，也大大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民主议院开始赢得人心，独裁权术自然而然会遭厌弃。
到了后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建立政党，倡导革命，武昌起义一夜之间成功，全国各地相继独立，中央朝廷很快众叛亲离，大清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专制不得人心，民主才是人间正道的真理。
所以，当筹安会极力想拉进梁启超时，这个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攻昨日之梁启超”的维新派领袖，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对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也断不能赞成。梁启超当然知道，他绝不是以一人敌通国，而是会得到绝大数人的支持。梁启超不愧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清醒地看出了时代的潮流、中国前进的趋势，深知帝制不得人心，帝王之学也再无用武之地了。
遗憾的是，智商也同样极高的王闿运、杨度却没有看出这个时代的巨变。与天作对、与时作对，这便是他们身怀绝学而不能大获市利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闿运、杨度正是可笑地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滑稽丑角。
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晚年加入了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