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王闿运杨度师徒二人之2【577】2023-12-15（2）

第一次是在曾国藩刚刚练成湘军，正准备出省打大仗的时候，二十岁的东洲书院学生王闿运，只身闯入曾国藩的帅营悄悄帝对曾国藩讲了一通“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未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的话，让曾国藩听了心跳血涌。

第二次，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慈禧、恭王等人正在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明争暗斗，政局处于晦冥莫辩的状态，前肃顺府中的西席王闿运从北方来到安庆，再次进入湘军大营又对曾国藩说了一通“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作主”的道理。曾国藩未作声，只是以指蘸水，暗暗连书“狂妄”。

第三次，南京打下后，时在湖南教书的王闿运想再次劝曾国藩仗此军威率兵北上，替天行道，走到半路，听到曾国藩大裁湘军，知道曾氏绝无此意图，遂彻底失望，返舟回湘，连曾国藩的面也不见了。

王闿运的这三次行动，显然是在劝曾国藩实施帝王之学，即私蓄力量，把握时机，从帝王的手中夺回江山，自己做帝王。

遗憾的是，王闿运将胸中的学问错误地兜售了，曾国藩并不是他的帝王之学的买主。这首先是因为曾国藩所走的路子，完全不与王闿运同辙。他所奉行的是孔孟之学，要通过堂堂正正的大道来建功立业，拜相封侯。他是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他的人生榜样是圣贤，而不是豪杰。他想做的是世间楷模、“三立”完人，而不是改朝换代的开国之君。其次，曾国藩远比年轻的王闿运老到圆熟。他深知世上的事总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他是局中人，更知道若要走争夺最高权力的道路，前途则充满千难万险，许多看似有利的条件都将转化为不利因素，最后的结果多半是惨遭失败，辛辛苦苦所累积的名望地位，不仅顷刻化为乌有，还要殃及整个湘军集团和自己的家族子孙。最后，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性格上又属于那种瞻前顾后、一步三思的类型，加之后来年老多病，他根本上就没有打江山的胆量和魄力。王闿运向他兜售帝王之学，碰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王闿运对此学问醉迷甚深，并不因遭到曾国藩的否定而死心。他三十余岁便结束云游海内奔走权贵的生涯，设账授徒，著书立说，然心中深处眷念的仍是帝王学说。他一面刻苦钻研，将自己的多年的所思所获记录下来，一面留心在他的众多弟子中物色传人，以继承和施行他自以为已探骊得珠的绝学。终于，他在花甲之年得遇一生中最为满意的学生，此人便是日后辅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

二十一岁刚参加过公车上书落第回湘的杨度，此时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满腹诗书，壮志凌云，却又毫无一点社会阅历，一旦听到王闿运谈起帝王之学来，便立刻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当王闿运考验他的心志，说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却也风险太大，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

从此，杨度便投在王闿运的门下，全身心地迷于帝王学的研究和实施。这一迷，便整整迷了三十年，几乎耗去了他一生的全部黄金岁月。

杨度热心康梁的维新变法，又想通过经济特科进入仕途，然而二者都告失败。他东渡日本学宪政，试图以君主立宪来致中国于富强，并欲借此做中国的伊藤博文。然而，他所想辅助的帝王，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了，连同两千年的帝王制度一道被推翻。但他还不罢休，转而投靠袁世凯，依附袁克定，企图通过袁氏父子为帝王学的实施作最后的一博。而这一博，失败得更为惨痛。倘若后来不是转向革命，杨度这一生怕是就要永远钉死在帝制余孽耻辱柱上，任谁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将他的形象翻过来。

但奇怪的是，信奉了一辈子帝王学，并将它的真谛传授给杨度的王闿运，却对学生所选的非常之人，和所从事的复辟帝之业并不热心。他虽然应袁世凯之邀，来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史馆长，却又将中华民国比之为瓦岗寨、梁山泊，说什么“瓦岗寨、梁山泊也值得修史么”的怪话。他治下的国史馆只拿薪水谈诗文，正务一件不干。他得知杨度主持筹安会，将要拥戴袁世凯登基时，便借故离开北京回湖南，并极为认真地叮嘱自己的高足：“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封建社会末世中国最著名的热衷帝王学的大名士，为何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毅然放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由帝王走向老庄，由入世转为出世？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为思考的有趣课题，也是我（唐浩明先生）在写作《杨度》时所十分感兴趣的一件事。

我（唐浩明先生）想王闿运之所以如此，一则是他不满意袁世凯，认定袁世凯非命世之主，不值得辅助，一则也是出于王闿运的名士性格。王闿运从年轻时起，便一方面孜孜以求功业，一方面又不拘小节，风流率性。他是一个很追求全真保性的人。故而，当他面临着一片混乱的政局，和一个刚愎自用的政客时，再加以自己已到了实在不能办事的八十三四岁高龄，于是便采取游戏人生的方式，来对待他所担负的貌似庄重的职务，最后干脆以一走了之跳出是非圈，全身远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