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陕西·说故事——苏文忠公祠

 

          凤翔古称雍,是周、秦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华夏九州之一,唐朝时更名为凤翔,取“凤鸣于岐,翔于雍”之意。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底,26岁的苏轼初入仕途,以大理评事签书的京官身份到凤翔府任判官,这是他从政生涯的第一站。

          当时的凤翔府盛产木材,以“衙前服役”的形式承担着朝廷的特别任务。老百姓将木头编为木筏自渭河顺黄河而下,运往汴京供朝廷使用。又将各种军用物资沿河逆行,送到抗击西夏前线。这些都是义务的,运输过程中如有损坏,还得老百姓自己掏钱赔偿。官府每年规定的押运时间恰逢黄河汛期,翻船事故经常发生,致使很多差户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苏轼给宰相韩琦上书《上韩魏公论场务书》曰:“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建议“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于是,官府准许衙吏们自选熟练水手、择时完成运输任务,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在为朝廷催征时,他发现积欠百姓大多都有悲惨的遭遇,有的押送竹木不幸被洪水冲走了,有的保管的粮食布帛发霉了,按照规定这些损失都要由他们赔偿。朝廷对这些本来施恩予以赦免,可一些贪官污吏却罔顾法度,将朝廷的赦免法令改为金钱赦免,趁机敲诈勒索。苏轼十分气愤,他在《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说:“今诏书具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耶?”并要求“至今苟无隐欺者,一切除免”。苏轼遂减免劳役,又查点牢狱,放了许多含冤的百姓,使那些欠债之人“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

        朝廷为了保证税收,对酒、茶、盐、木、矾等主要经济商品实行官府专卖,严禁民间私营,称为官榷。该项税收从宋初的约400万贯/年,到宋仁宗年间已增至2000万贯/年,致使民间经济疲软,百姓生活十分困苦。苏轼上书指出官榷的危害“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主张官榷“尽以予民”,把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使百姓收入日渐增加。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虽然使官府失去了一些利润和税收,但却极大地活跃了民间经济,随着坐贾和行商的发展,官府的交易税收不断增加,总收入不降反增,从而实现了朝廷创收和百姓福祉的双赢。在凤翔府为官期间,苏轼还查决讼案、减决囚犯、赈济灾荒、倡导发展酒业等,办了许多亲民爱民的好事实事,百姓们都呼苏轼为“苏贤良”、“苏青天”。

          苏轼到任的第二年,引导当地官民疏浚、扩建饮凤池,把凤翔西北的凤凰泉引入池内,种莲花,栽柳树,修建亭台楼阁等建筑,使其成为一处供人休闲游览的场所。因距凤翔古城东门很近,苏轼为其改名“东湖”,还写了《凤翔八观·东湖》及《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鸣驿记》《思治论》等130多篇诗文,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按照北宋的制度,文资三年一迁。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苏轼结束了在凤翔的判官生涯,返回汴京。此后他一生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但凤翔的三年,始终是他心中最清澈的起点。

        “闻其谥,知其行也。”谥号制度始于周代,主要用于诸侯和大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了汉代已经初步完善,增加了对帝王的谥号。唐代又进一步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制定了《谥法》,规范了谥号的使用。宋代则更加细化。制定谥号的原则主要依据《礼记·檀弓下》中的“谥法”,谥法规定了谥号的分类、含义和使用规则,并对褒扬性和贬斥性谥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苏轼去世后,南宋高宗追赠他为太师,赐谥 “文忠”。《宋史》记载:“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寘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苏轼的谥号并非最高等级的“文正”,但“文忠”二字,恰如其人。《逸周书·谥法解》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而“忠”者,危身奉上、虑国忘家。“文忠”二字,既肯定他彪炳千古的文学成就,更褒扬他一生为民请命、不避祸福的品格。后世朝鲜学者柳成龙亦得谥“文忠”,日本藤原忠平谥“贞信公”,可见中华谥法影响之深远。

        苏轼一生称谓极多:人们为区分“三苏”,称苏洵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以官爵称苏使君、苏翰林;以地望称眉山公、苏徐州;朋友戏称他长帽翁、笠履翁、苏大胡子;元好问、黄庭坚等人则尊称他为“坡仙”、“苏仙”。贬黄州后,友人马正卿为他请得荒地数十亩,苏轼躬耕其间,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此外还有眉阳居士、毗陵先生等数十种称谓。而其中最庄严的,当属 “苏文忠公”——这是历史对一位赤子的最终认证。

          陕西宝鸡凤翔县东湖北岸的苏文忠公祠,始建于明。清乾隆《重修凤翔府志》载:“苏公祠,东门外东湖,祀文忠公。”清代数次修缮。光绪十四年,知府熙年谋诸凤、宝、岐绅商,共同出资,寻旧故址,修正殿三间,内塑汉白玉苏轼像。附建“同笑山房”、“鸣琴精舍”各三间,二门一间,大门一间,中悬“苏文忠公祠”横额一面,联一对:红棹绿船舞澎湃,白莲翠竹依崔嵬。这副对联,上联写东湖舟船之乐、水波之壮,下联写莲竹之清、祠宇之高,恰可遥应苏公一生——既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也有“一蓑烟雨”的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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