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岳阳楼的时候，景区刚开门，游客寥寥，得以悠闲细致安静的闲逛。

这种体验真好，与两天前去黄鹤楼相比，不必被人流推着走，不需要在想多观察的景物前排队，也不会有一大群人的脑袋在你的镜头里晃动，更重要的是你才才有点怀古抚今的想法就被嘈杂的声音打断。之后在洞庭湖乘船去君山，岛上情境大体也是这样。上一次这样的体验也是这个时间，疫情元年国庆，神农架林区，在神农谷看到谷下诸峰清秀，云雾变幻莫测，一派人间仙境，更美妙的是旁边没有几个人，看多长时间完全由你，同样的景色曾在十年前的白头山天池见过，但那次被其他游客挤的几无落脚之处。

说句实话，岳阳楼和君山景区在景色方面，我觉得和神农架天池比，缺了点能抓人眼球的险和奇。岳阳楼是典型的人文景点，它已重建多回，早已不是滕子京重修时的模样。楼内空间仄逼，游客能看到的也多是楹联牌匾书画。可我相信，所有游客都不在意它几时几次重建，都不愿意楼内展出不相关的东西，有那些楹联牌匾书画就足够了。哪个人来这里不是因为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有那么多的游客也知道那副著名的长联。

这就是人文景点的魅力，对于岳阳楼来说，它有景色可欣赏，有传说可遐想，有历史可缅怀，有文化可解读，而将这些元素合为一体的灵魂是，有人文精神可共鸣。

长联中选择的四个类型代表人物，杜甫、范仲淹、滕子京和吕洞宾，除了与岳阳楼有关联，其共有的特征是，关心民间疾苦，拥有家国情怀，坚信实干兴邦，杜甫一介文人，用笔忠实记录时代也是一种实干。千百年来，这是正直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底色。他们指点江山痛贬时弊，他们兴农事修水利，他们仕而优则教努力教化一方，他们著书立说传承文化，他们推陈出新锐意改革。但他们的仕途和生活大多数不如意，他们大部分或不得志加入不了仕途，或只能在中下层官场行走，偶有攀上权力高峰的却也鲜有善始善终的。这样的悲壮故事在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悲剧更能俘获同道中人和劳苦大众呢？底层的人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只能述说书写他们的故事，神化圣化他们的人格，给自己和后世留点希望。

这样的残酷现实分化了读书人群体，大多数人被现实教育、驯化、收买。在这些正直的读书人看来，天理才是最重要的，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当然不能容忍，当统治的帝王和他的官僚集团触犯了他们的底线时，出现乱象横生的末世，他们甚至认可亡掉这个一姓的王朝。因而，他们相信天道秉承道统，与统治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价值冲突。在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中，有资格代表师的是他们。然而，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让远古中国在政治上早熟，帝王专制统治过早过久，帝王专制越来越强大，正直读书人的生存空间一步一步被压缩，春秋时史官还能秉笔直书，唐太宗李世民就开始干预修史。修史本来是文人最方便宣扬价值观的过程，太史公、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史书除了文学价值外，其价值观也更容易为民众和读书人接受。本朝为前朝编史成为习惯后，史官还能有多大自由呢？读书人在传统社会本来就没几条出路，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是主流，不入仕的或耕读，或结馆传习，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科场厮杀出来的功名，能有几人舍得放弃。庙堂上的读书人节节败退，底线一再沉沦，即便如此，也只换得明朝时在朝堂上被当众打屁股，清朝时自称奴才连臣子的头衔都保不住。

正直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但没有绝迹，他们像寒夜里的篝火，穿越时空，让人文的精神和风骨得以薪火相传，他们的言行深刻塑造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他们曾经最接近专制统治转向贤良政治。与士大夫共天下，既不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弱主与门阀共治，也不是权臣与傀儡的乱政。范仲淹就洽洽生活在那个时期，晚唐五代彻底瓦解了门阀政治，科举在宋得到完善，太祖皇帝不杀大臣的许诺和偃武修文的政策，给平民和读书人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宋一朝，强敌环饲，却在思想、科技、文化、艺术、商业、金融、社会各方面达到一个极高的高度，不可能与保护和使用读书人，包括大量正直的读书人，没有关系，在我看来几乎是线性相关。

可惜终为昙花一现，明清两代的反扑来得更凶猛。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多重因素，我以为和这个群体自身也有很大关系。政治上的进步不可追求过快过大，必须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欲速则不达，必须和统治者相互妥协，一步一步来，英国从大宪章到成熟的议会政治也走了几个世纪。这些先贤太想抓住机会，理想主义太浓，太想一蹴而就。

无意苛责这些先贤，正是那个时代的难得，那些人物的珍贵，后世才那么尊崇他们，尊崇这座楼，尊崇一篇文章。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读书人的理想和价值取向。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