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殇》
喜欢喝茶，是二十岁才开始有的一个习惯。而我的许多习惯大多缘自于父亲。
印象中，每天早上父亲可以不用早餐，但不会不喝茶。每次买茶回来，就会抱出他的宝物，一只有点锈迹的圆铁箱。底上口下倒净里面能飞的残沫，再将买回来的茶一撮一撮抓起，轻轻地放下，即使散落在桌面上的零碎几根也被轻柔地拣进铁箱，这时的父亲表现出来少有的细心与柔情，不像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所为。放完茶叶，再将一节用黄裱纸裹得严密的栗炭插在铁箱中间，盖上盖子，举起铁箱再摇摇，像是在享受着茶叶拥挤的“沙沙”声。
泡茶的是母亲。清晨她打开大门，赶走了跟在脚边吵吵嚷嚷的鸡鸭，第一件事就是进锅屋升灶烧水。本来就是白颜色的白瓷茶壶被擦得能照见人影，立在黝黑的台面上显得有些不协调。沸腾的开水缓缓地注入，冲散了聚在一起的茶叶，不知道那些茶叶是不是也在经历着一种煎熬。
父亲起床就坐在大桌边的长凳上，低着头，满腹心思似的，白瓷茶壶立在他的面前，大品碗里盛满了红糖水颜色般的茶水，父亲在等适合饮茶的时机。
我还没到喜欢喝茶的年纪，但在门前见到过母亲倒下的茶叶残渣，褐色的，像坛里的腌萝卜菜。心里便嘀咕，这水怎么能喝呢？那时爱玩不爱家的孩子都一样，口渴了随便跑进哪一家的锅屋，掀开水缸盖，舀半瓢清水，咕咚咕咚就吞下腹中，出门时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咣咣”声。有时在野外，跑回村已来不及，就去沟边，双手撇除浮物，捧几捧水，大口大口痛快地畅饮。对茶一点也不感兴趣。
现在想想，童年的生活就是一捧清水，清凌凌，光滑滑的。
曾经我嘴对着茶壶，从那鹰勾鼻般的茶壶嘴里吮吸过几次茶水，旋即就吐掉，还吐掉一连串的“渍渍”声。那茶水真的的苦涩难咽，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拿它当作宝物。也许他适应了这种苦涩，就如适应了同样苦涩的生活。
读初中时土地到户了，父亲“升”到了村里的养殖场当场长，他手里多了个玻璃茶杯，盖子是铁皮的，很薄，比罐头盖稍厚的那种。很特别的是茶叶放的很多，多得看不见茶水，像母亲放在瓶里的一层压一层的咸菜。
大概嫌清水太淡无味，我也慢慢开始喜欢上喝茶了，但我从来没尝过父亲杯中的茶，像从来没认真的看待过父亲一样。
岁月的风拂过一年又一年，年年相似，年年迥异。走在他乡的田野，欣赏过春花烂漫，夏荷灿灿。但我没有习惯可乐、汽水的甜蜜，手中捧着的依旧是老家的绿色。每每举杯凝视，我便想起远方的老家，村庄，远方的父母，亲人。
渐渐地我也开始喜欢一个“浓”字，如同父亲手中的浓茶，在浓中识得淡味，在浓中感受一种静美，一种相思。
二O一六年的仲秋，八十四岁的父亲病重在铜陵人民医院住院，半个月的时间是我外出近三十年来陪伴他最长的一次。其实他的病情三月份就查出来了，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医院通知说停止做手术了，原因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得只有七十几斤。那时候我就知道，父亲这棵参天大树已被虫蛀空了树心，倒塌已是早晚的事情。
那段时间里，我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牵扶他上厕所，帮他擦洗身体，给他冲麦片，买骨头汤。早上父亲还是爱喝茶，但清淡了很多，茶杯里只放了几颗叶子，像是点缀，淡黄色的茶水和针管里的药水颜色差不多，点点滴滴注入他瘦如枯柴的体内.。
父亲住的是肿瘤科病房，在九楼。同在一个病房的有个无为人，和父亲同龄，参加过朝鲜战争，脾气暴躁得很，白天吵死吵活的，夜里像个婴儿睡得特别得香。他的儿子晚上从不陪在病房里，嫌这里味重，跑到附近的亲戚家住去了。父亲很安静，和邻床相反，夜里父亲很少睡觉，有时便和我聊天，他说他不怕死，能活到八十四岁是他没想到的，即使这次倒在这张病床上他觉得也值得了。
在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我得悉了父亲的许多往事，六十多年党龄的父亲，他一生中经历的辛酸苦辣像一杯醇厚绵久的浓茶，我似乎闻到了那缕茶香，却无法品尝到其中的苦涩。
出院时父亲脸上的气色、精神都有所好转，早上还能喝下两包麦片或是黑芝麻糊。返回上海前我给他留下一盒半斤装上等的黄山毛峰。几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天气凉了，有人回家给他带一个保温杯，他喜欢喝烫一点的茶。父亲声音很清晰，不像是生了场大病的样子，这让我很欣慰。我忙打电话给在老洲街卖茶叶的朋友，给他送过去一只。
但半个月后，在冬至快来临的前几天，我接到家里的报急电话，匆匆赶回程家墩。这次我就没见到父亲的面了，在他的灵前，我见到朋友送过去的那只黑色的，大口径的保温杯，里面有茶，满满的，能看见拥挤在一起的茶叶，还是母亲给他泡的，但已经凉了。
岁月不能保温，我知道我和父亲的缘也尽了。
其实茶于我而言，只是喜欢，或者说是一个习惯，谈不上缘字；珍惜爱护每一个家人，亲友，尽自己所能，哪怕每天给一个小小的问候，这些才是来之不易的缘份。
《老家的生腐》
国庆节回了一趟老家，几天时间里老家、铜陵两头跑。最后一次回程家墩，是准备回上海的前奏，进村时是晚上七点半。
村庄似乎睡着了，没见一双睁开的眼睛，偶尔有窗户露出一丝昏黄的光，似醒未醒的样子。
雪亮的车灯在黝黑的树杆上蹿来蹿去，忽左忽右，有时会贴到人家的窗户上，像个偷窥者。其实有什么好偷窥的呢？早上在街上我还碰到许多队里的人，匆匆赶回家做冬至的，家里的老人们忙吃忙喝，开心了一个上午，午餐过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村庄，就如同村东边坟地上空燃放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子，村里又恢复了冷清。
说别人时嘴巴轻巧，其实我又何曾两样？也准备回来告别村庄的啊，每个人的肩上压着担子，停不下，只能急着往前赶。
下午已去过一次母亲家里，装了许多吃的东西。车子发动的那一刻，忽然想到妻子的嘱咐，三样东西一定不能忘了：一箱土鸡蛋，一蛇皮袋米面，还有十斤生腐。妻子话就是圣旨，当然也是为了我们的嘴，吃惯了家乡的味道，买的食材怎么用油也做不出类似的口味。此刻鸡蛋在，米面在，生腐却忘记买了。去程家小墩德华家的时候，他们夫妻正在忙碌着，做豆腐的小屋里像个杂货铺，方方的案板上，一排排整齐码好的未经过压缩的豆干，鼓鼓囊囊的，像一堆馒头。一旁没经过油煎的生腐坯子一条条、白白嫩嫩、横七竖八的在硕大的畚箕里喘着热气。
“七点来”。德华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歉意
程家墩有两家做豆腐的，还有一家在吴家小墩，叫六月。他们学徒的时间还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如果那时注册了商标也都快半个世纪，算上“老字号”了。
那时我还是个小屁孩，每天都要吃力地提着一只大水桶在屋后排队接豆腐水，散发着豆腥味的黄色的豆腐水是猪的最爱。我听着潺潺的流水声，趴在窗户上，看他们在像头驴似的推着磨，转着圈，磨豆子，或是两只手不停地上下舞动着筛豆浆。队里请来的师傅是同心大队的老阮，见到我认真的样子便逗我玩，让我跟他学手艺，长大了好讨烧锅的（娶媳妇）。我和玩伴玩转圈的时候，转不到五个人就倒下了，何况磨豆子的时候还要推动大石磨？我摇摇头。
我能推动石磨已是初中毕业的时候，生产队的稻场，队屋，豆腐屋都被拆了，分了。他们两个就在家里开了豆腐坊，早上去街上摆摊，有时候也挑到乡下去卖，“比打工要强点。”这是他们见到熟人时的回答。
每年正月出门的时候，在菜场里都能见到他们俩的摊挑子，隔着三五米，水桶里放着大块大块的水豆腐，篮子里是金黄色的生腐，篮子上搁着一块淡褐色的案板，整齐摆放着醬干、臭豆腐干，一块潮湿的纱布蒙在上面，挡灰阻尘。我和拥挤的人一道走在中间，他们见到人便笑，自然也会对我笑，本来想买点什么的我就一直笑着朝前走过了。妻子见我空手，便问我买的东西放哪里了？我说两家在一起，不知道买谁家的？妻说，菜场里就他们俩家卖豆腐的？她不是程家墩人，没有我的想法多，但却是对的。以后每次都是她去买，车子停在远远的江堤下面，我就呆在车里等她。
夜色可以遮挡一切，但挡不住种子发芽。
上了江堤时我特地看看时间，已是七点五十八分，很吉利的数字。环顾四周，江水在无声无息地向东流淌，它的南岸灯火依旧灿烂，辉煌，而这边的村庄仿佛已渐入梦境。我才踏上征程，后备厢里，十斤生腐装满在三只红色的马夹袋里，此时也在睡眠中随我去远方。本来还要买的酱干子的，德华说，白干子放进去没多久，还没入味。
想想也是，许多东西是需要浸泡，沉淀的。一板豆腐，制成白豆腐干后得放在卤水里，经过一定的时间浸润，吃起来才满口生香；经过了火烤油煎才变成金黄色的生腐，才有了炉子锅的主食材；还有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干；当然也有废水、豆渣。
人也是。
《白花花的粥，黄灿灿的糊》
秋风渐渐硬了的时候，阳光就显得格外珍贵。
闲不住的母亲将那些从玉米棒上剥下来的玉米粒分成两份儿：一份摊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另一份摊在被帘（竹帘子，上面铺有被单）上。玉米粒舒舒服服的睡着，阳光下闪着灿灿的光泽，像一滩碎金，母亲不时地用竹耙推来推去，给它们翻翻身子。
“沙沙”地声音，也搅动起我苦涩的记忆。
种了一辈子庄稼的母亲终于将土地转租给种粮大户了。但她仍旧没有闲着，在我房子的前前后后又开了几分地，种下玉米，套种了黄豆。在她眼里哪怕是一点点的收获都是个宝物：“地上的是棒梢子上的、瘪的差的，留着给鸡吃；被帘上都是粒粒饱满的，晒干了磨成面，捎给你弟，他说要搞糊吃。”我听了便心里好笑，小时候他和老大最怕吃的就是这六谷（方言：玉米）糊了，现在怎么赶起时髦来了？像开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抢买儿时讨的猪菜（荠菜）一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爱面食，南方人爱吃大米。老家程家墩靠着长江北岸，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北不北，南不南的。五四年长江大堤破圩，大量的江沙顺水而入覆盖了那方肥沃的土地。这里没有单一的作物，产出的多是五谷杂粮。春上是从粮站买回来的糙米熬的粥，夏季搭配面食，秋冬季是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碾成的粉食，但吃的最多的还是六谷（玉米）糊。所以家里的米缸只是个好听的叫法，大多数的日子里装的都是让我心酸的麦粒、玉米粒。
记得儿时土灶上面的大铁锅里，母亲总是将水盛得很满，熊熊的柴火欢快地舔着乌黑的锅底，很快锅里的水就“咕噜咕噜”地冒起了泡。母亲一手端起盛着六谷粉的葫芦瓢，一手捏着两根细竹子做的长筷子，粉一点一点的扬下，筷子在锅心里不停地画着圆圈，转得我总是晕头转向的，清棱棱的水在筷子的搅动下渐渐变稠变白变黄。筷子抽出来了，气泡还不时在鼓起，吹气般，到了极限慢慢变得无力，半休“噗嗤”一声像个醉汉无声地摊倒。
老品种新鲜的玉米糊好吃，带劲，有糯米般粘性。糊不能搞得太稠太薄，盛满一碗手托着碗底，口贴着碗边稍稍用力，糊就吸到嘴里，心里即刻就暖暖的。如果觉得味淡，餐桌上有的是腌萝卜，咸白菜相佐，倘若再炒一碗蒜叶萝卜丝那就是美味了，吃得嘴角上沾着的糊抠也抠不干净。到深秋时母亲将山芋修掉皮切成片，掺入锅里，甜甜的香香的，我总是吃得肚皮胀胀的。哥哥和弟弟却不喜欢吃这六谷糊，记得有天放学回来他们跑进锅屋揭开锅盖，一见又是半锅黄灿灿的六谷糊，两人也不说什么，翘着嘴，闷着气，你一碗，我一碗的竟将一家人的晚餐吃得精光。
其实母亲大多数时间都会搞满一锅糊的。人吃了，还要盛一碗倒入钵子里加点糠拌匀给鸡啄；盛两碗放在小亮桶里，那里有淘米洗碗水，捏捏碎再掺点菜叶，撒点糠就是猪食了。家畜也是家里的一分子，是家里的零用钱乃至春上买回销粮的经济来源，每家都是这样。母亲骂它们的口气有时候和骂我们的口气是一样的。
三四月的日子里万物都在复苏，大人们在给庄稼除草追肥，只望秋天有个好收成。但大人们的辛勤苦累似乎都是空劳，家里的坛坛罐罐经不住岁月的掏舀，空荡荡地盛满着空气。父亲揣着小书（粮食供应本）挑着稻箩，去镇东边的粮站去买返销粮。有关系的开后门能买到白花花的大米，没关系的买的是陈年的稻谷，还要搭配几十斤有点霉斑的山芋片。
这个时节母亲每天都要起早升起煤炉，扇子“叭叭”的拍摇下白中带黄的浓烟夹着硫磺味远远就呛着人的喉咙。烟散尽的时候，大铝锅被架在煤炉上，淡蓝色的火呼呼地要燃化铝锅一样，一点点的米粒在水里翻上沉下。好像用柴火灶会闷不烂那焦黄的糙米，但吃饭时感觉依旧水是水，米是米的。菜地里蔬菜也是青黄不接，春天的菜开花了，夏天的菜才刚刚发青。桌上的咸萝卜条挟一筷子放在碗里立刻就不见了，像石沉大海般。
读小学时的有年初春，父亲让哥哥带我们弟兄几个去江南（贵池市墩上乡）的二爹爹（父亲的叔叔）家去，那里有山有水，山脚下的土地和我们江北不一样，都是有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田埂围成的稻田。吃的米饭亮晶晶，香喷喷的。两位长辈饭量不大，煮的饭不多，我们好像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桌上的菜没怎么动筷子，锅里已空了，二奶心疼我们没吃饱，端出小罐，将平时存放的又黄又厚的锅巴掏出来，还拿出盛着红糖的罐头瓶。
二爹是五几年移居到江南的，听父亲说小爹爹就是那年饿死的。我就觉得二爹一家从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了，也就特别羡慕我的堂弟，他用不着像我们一样喝那难喝的粥，糊了。
江南之行养娇了我的胃，回家时它便对老米粥产生了抵制情绪，每每端起碗脑子里便是亮晶晶的饭粒，粥就喝不下去，似乎有清水从胃里泛出，我便扔下碗筷上学去了。父亲又怜又气就在后面骂我，说这里几代人都这么过下来的，到你头上怎么就受不了？隔壁的大爷也咬着牙说我，有粥不吃，饿上三天让你去喝风。但我的“绝食”终于还是软化了母亲，每顿给我煨半茶缸米饭，虽然是糙米。这让哥哥弟弟一直有了说母亲偏心的证据，直到现在他们仍旧还笑我“吃米头子，养活猴子。”
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追求好“吃”的还是人最原始的追求。老家人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吃过了吗”？哪怕是过了吃饭的时间。只是我当时没想母亲为了煨那半茶缸饭花了多少心思？
八一年的春末，隔壁大爷听说后面的普济圩农场某处要芦席。虽然到了午饭时间，他嫌大娘端上的一大品碗粥太烫，又怕别人收满不要了白跑一趟，风风火火地挑走了四十张（二百多斤）席子。回来时脸色苍白，虚汗淋漓，怀里揣的二十多元卖席钱还没来得及掏出交给大娘，人就倒在床上。大爷有肺病，出了大汗又受了风凉，这一倒下就永远没有爬起来。大爷走时才四十来岁，丢下大娘和七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放学还未进村我就听到大娘撕心裂肺地嚎哭声，有点懂事的我扔下书包便慌忙去桑园场喊回了父亲和在大队种子场当技术员的叔叔。
在大爷家里我看到一碗粥还在堂屋的大桌子上，没见到筷子，碗的沿口有几个黑点，应该是苍蝇。
那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家分到了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