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家墩，我的老洲头》
还不会记事的时候，母亲就一直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灌输着一句话，就像她给菜地浇水一样慢慢洇：“记住，什么都可以忘记，一定要记住程家墩，程家墩”。她怕我玩魂时万一忘记回家的路，好应付问我话的大人。可是我生性胆子小，从来就不敢独自跑很远的地方玩，即使后来去村里拾鸡粪，也是从哪个地方出去还从原路返回，有近路也不会抄。所以母亲教给我的话一直没派用场。
但也不是一点没用，最起码让我从此记住了“程家墩”三个字，这一记就记到现在。儿时有些记忆是经过时光梳理的，所以每次回去，我总是喜欢在红旗闸那个拐弯处停一下，我不知道停下来干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风景，还是想感受一下带有泥土气息的风，看一幅有原始感的画面
圩区没有山，江堤就是圩区的山。站在江堤向下眺望，我的程家墩依旧还是儿时的模样，高大浓密的桦树，梓树，间或有一两棵梧桐，它们手搭着手，袖叠着袖将村里的房屋遮挡着，怕人见着笑话似的。树木像村里老年人的衣着一样，从来就不用什么装饰、掩瞒。春夏秋冬，叶枯叶荣，草落草长。
人却比不过树木，老的走了，新生的正在成长。
曾经有条小路从脚下的江堤通向村庄，那小路是村里人上街时走的路，是连接外面世界的纽带。上面留下无数双脚印，汗水，现在路上面的荒草能藏住野兔。
程家墩是个大村庄，也是个热闹的村庄。这里曾经住有四百多男女老少、还有叽叽喳喳的鸡、鸭、鹅，一天到晚嗷嗷叫、像头没吃食物、被拖上案板待杀的猪，夹着尾巴蹿来蹿去的狗；树上跳跃着乌鸦、喜鹊、画眉、麻雀、还有白头翁、布谷鸟；也有蚂蚁、苍蝇、蚊虫……不时在深夜蹿入的黄鼠狼、蛇、半夜脱壳的蝉。
三个小墩子围在村中的大河边，守着大河，吃水还要到几百米外的大埂（江堤）脚下水塘里去挑。从地里收获回来的玉米、麦子，根本就填不饱肚子，春天就得去老洲粮站购买国家的返销粮。到我胆子大点，敢和一群小屁孩太阳还在西天、就朝听说有露天电影放的地方跑时，才知道程家墩实在太小，小到一转身就看不见。村庄没有一点名气，到老洲头那边就许多人不知道了。
那确实又是个小地方，就像一个老实巴交、一辈子没挪过双脚的乡下人。它是村庄的名字，也是生产队、现在叫村民组的名字。这个名字不知道叫了多少年，现在依旧倔犟地不肯改变。村里的人早就变了，有些尽管知道是他的老家，却不肯回来看看，有的人回来却又吃住不习惯，有的孩子户口在这里却没在村庄的小路踱过步，即使我现在回去，认不得的孩子也很多。
程家墩到老洲头不过三里之遥，我却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走到，我的脚步总比别人慢半拍。那时的老洲是区政府，乡政府所在地。我十三岁到老洲中学读初中时才天天匆忙穿过那本就不宽的街道，来不及朝街中多瞄一眼。若是早读的时候经过，会被那诱人的油条香味拖住身子和嗅觉，但我还要低着头迈动双腿。
离乡政府不远叫个小轮码头。上水到安庆，下水到芜湖，一天两班，“春运”时各有一艘加班轮。窄窄的硬纸板的船票上“老洲头”三个字夹在大通和梅埂之间。
我没有亲戚在城市里，也没有亲戚在远方，唯一一个在贵池的二爹爹家在墩上，去沙包坐渡船去梅埂街，沿着江堤走上半天才走到，我去过一次，走怕了，以后那边捎信叫我去我也不去。我也就没机会坐上轮船。常常坐在小轮码头的石坡上，一边捡碎瓦打着水漂，一边看那冒着浓烟的小轮，心里有几分惆怅，感觉能坐上一回该多潇洒啊。多年后我第一次出门打工就坐上了小轮，那时已经叫“南京班”了，以致我因为想的太多，一夜竟然无眠。
虽然没机会坐上小轮，但对铁囤船却一点都不陌生。夏天，天气闷热，吃过午饭，一群十来岁的、晒得像泥巴一样颜色的孩子们就溜出了村。翻过江堤，从红旗闸边上的水泥栏杆上跃下，“叭叭”的搏水声就一直延到长江里。江水也泛着泥色，但清凉清凉的，也就感觉不到太阳的存在。七八个小孩就像七八头江豚，溅着水花，顺流而下，一里的距离，在滔滔向东的江水里根本就不费什么力气。
小轮码头简陋得就是江边泊了一艘囤船。我们是顺着粗大的锚链爬上囤船的，像一只只水猴子。我们的举动每次都吓得看船的老周魂不在身上，他就操着无为口音，一边骂我们是不是要想去投胎、不要命了，一边又在想着好听的话哄我们上岸。
和岸上连接的是一个两边都铁栅栏的铁桥，桥两边还有围墙，一个类似于门头的简易建筑。我们都知道，一道大铁门是下客的，人下了差不多再打开耳门，在汽笛的紧催声中，上客的慌慌张张向小轮奔去，踩得铁桥轰轰直响。
我们不是旅客，手里也没有小轮票。他朝我们撵来时，我们像一条条泥鳅倏地就钻进了湍急的水中，钻进水中的还有笑声，再冒出头时已窜到“大窝子”那个地方了。
老洲街从外江搬到大埂内我是听老人们说的，因为五四年长江发大水破圩时我还没出世。老洲搬到大桥时，是因为适应改革开放，当然也是听别人说的，那时我已在外打拼多年。当我跌跌撞撞的从程家墩追到老洲、在菜场买了房子时，镇政府还有后面的银行税务工商，所有国字号，地方号什么的，浩浩荡荡地搬到大桥那边，老洲街就变成老老洲。后来孩子结婚，他不喜欢程家墩，不喜欢老洲街的房子，也不愿意在上海的房子里办喜事，只好到铜陵柏庄去买了一套，住到了半空中。
但我一直没忘记程家墩，没有忘记老洲头。上次回家特地去了五四年破圩的地方，站在曾经的缺口处，我面朝大江，江水浩瀚，无声向东流处。我知道面前即将建成一座大型的深水码头，圩里，一条专用火车道已在开工……也许用不了几年村庄就会被厂房替代，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将成为过去，我努力的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着程家墩的过去，现在。
《五月，枇杷黄了》
五月。母亲屋后，满地的麦穗黄了；屋前，一树的枇杷也黄了，一串串，在绿叶丛中黄灿灿的笑着。
我没留意枇杷是什么时候开花的，也不知道它的花是否鲜艳，甚至不知道它青涩时候的模样。似乎就在我无意的一抬头、或一瞥中它就黄了，或许是它黄得有光泽吸引了我的视线。
十三号那天，快五点的时候我回程家墩的。这个时间村庄里的炊烟还没有升起来，树梢上太阳的光还很热烈，我的影子随着我在村前的马路上荡来荡去。我进不了村，是因为去程家墩不宽的村路上一辆货车趴在当中。
风能过、人可以从庄稼地里绕过去，车子却没有办法过。
此时村庄还在忙碌，田野里也在忙碌，眼前的玉米秧子一尺多高了，叶子绿绿的，风吹着“哗哗”响。棉苗刚移栽上，在陌生的宅地上还没有熟悉过来，两匹叶子像被开水烫过似的耷拉着，无精打采的样子。一地地的油菜秸秆静静的躺在垄上，等待着“叭叭”响的连枷，但我的思想如同我的年龄落伍了，在我的视线里，我没见过的情景是，一直用铁锹锄头镰刀耕作的田野里，轰鸣着几台收割机，一堆堆的油菜秸秆被它吞下，那气势如三天没吃的饿汉。我感叹老家也和现代的气息接轨了。
八十多岁的母亲抱着一抱柴把子走向锅屋的门，见到我的车子拐进来，怀中的柴把掉下一半，随即抱紧剩下的一半，似乎是抱住了她的儿子。
随后抱怨声就传到了我耳边：回家了也不打个电话？
我说，又不是什么客人，碰到什么吃什么，又不要您准备的。母亲笑了，满脸的皱纹像菊花的瓣，也是，我儿好服待，不挑食。
我出去转了一会，母亲就招呼我吃饭了，在锅屋的小桌上摆好了四菜一汤，这汤是刚才做的：蚕豆米普鸡蛋，说是汤，蚕豆米很多，上面的漂浮的蛋金黄金黄的。其他几碗是中午剩下的。母亲还给我盛了一大碗米饭。
“在家蹲几天？”
“今天十三……十五号下午走。”
“带点什么走呢？炝豆角带点，腌蒜头带点，豆腐乳带点。”
“带点腌豆角吧，他们早上吃粥喜欢，我还特地带回了一只小罐，你儿媳妇叫你今年多腌点。”
“好，好，好。再带点新蒜头回去做香头，还有腌生姜，明天我去摘点蚕豆荚，挑点汉菜，割点韭菜。”
“不要了吧，甭忙倒你了。”
“我只种点小菜地，没其他地了，不忙，鸡呢？带两只给我孙媳妇炖点汤喝，鸡蛋大概还有三十几个，上次卖了五十个，一块多一个呢！”
“不要了，你留着自己吃，把身体养好。”
“我身体比过去好多了，你看是不是？”
“嗯，看起来好多了，精神也好了。早上去菜地做个把小时，中午睡一会，晚饭吃早点，酒千万不要喝多了，这些都是我老早就说的。不是给你定什么规矩，是为你好，都不在家，自己注意自己。”
“我晓得，你说的对，听你的。我天天中午都睡一会呢！不信你问问隔壁的。”
“我们在外面，听到你身体好好的就好，这比你给我们什么东西都好。”
其实刚才我在外面兜个圈子的时候，听隔壁大奶奶说母亲忙的很，一天都没闲，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也不知道忙什么？都八十二岁了。
看样子母亲又在“骗”我，像我小时候骗母亲一样。但我没说穿，记得儿时母亲争强好胜，无所不能，我们一直围在这个家里，围在她身边，饿了，向她要吃的；冷了，向她要穿的。一年四季她总是灶上灶下，屋里屋外的忙个不停。都说养儿防老，现在她的儿子们都做了父亲了，却像候鸟般飞在远方。陪她六十多年的父亲也“抛弃”了她，去了另一个世界，这空荡荡的屋里只剩下她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虽然我们经常打电话回来，也时常给她点钱，无奈给不了天天在一起的欢乐，现在我只是回来看她一次，她就乐得像个孩子，恨不得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让我带走，像我们小时候见到了久别的父母，他们一定会带回我们喜欢吃的零食一样。
出门来到枇杷树下，是因为女儿问过我，如果奶奶家的枇杷黄了就多摘点，回上海时带过来。
母亲跟在后面笑着说，后天都摘下来带走，村里好多呢，没人吃。
我伸手摘下一颗，剥掉嫩黄的皮，它的肉也是嫩黄嫩黄的，咬了一口，酸酸的……
图片
《六月，牵牛花开》
买房子的时候照例是要先叫家人一道去看看的。
我却是独自一人去的，跟在房东后面，他推开的院门。我见到房子前面是一个约六十来平方的院落。进门这边围墙不长，不锈钢大门几乎占了一半，左边一直角是个小花台，南面栽了几棵月季花，株不高直立状，还没有什么斜枝伸出，三两朵花像个点缀般倒也艳丽。弯过去的西边围墙边还有两棵枇杷树，如同两把撑开的绿伞，枝头上结满了青涩的枇杷。再往里是两株类似于野菜一样的植物，嫩黄的藤蔓还没有附着物依靠，在风中摇曳不定。
这个时候是五月。风，有点暖，拂在脸上如婴儿的手抚过，柔柔的。
我没和家里人商量就付了钱。在上海有个落脚的地方是我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事，现在居然能买这么大的一栋房子。心里便有些激动，出去时是我带的门，手，有点抖，像那门前风中摇曳的植物。
简单的装修后，从租住了近二十年的纪鹤路边搬进新居已是六月份了。大热天，中午的太阳有点像火。月季花依旧鲜红如血，绿叶上如同打了蜡般闪亮，枇杷果已被装修的工人摘尽，留下两堆深绿。那如菜般的植物原来是牵牛花，一个多月的生长，它已顺着斜靠的竹竿爬上了围墙，还有一棵竟然爬到了枇杷树上，三角形的叶子有点下垂着，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长长细细的绿藤上间或有几只朝上盛开出的花朵，一只只喇叭形状，白中涂抹着樱红，像少女的嘴唇。
打小就认识牵牛花。记得老家的牵牛花都密密集集的附在篱笆墙上，像张铺开的大绿网。花开的时候，也是栀子花盛开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喜欢戴上那洁白带有清香的栀子花，牵牛花连我们这些小男孩也不喜欢，根本就没人去种它们，都是自落自生的。如同这院子里的牵牛花，我压根就没去注意它的存在。
我没注意它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忙，如果不忙，也许我早就拔掉它们了。那时是我事业的高峰期，来上海多年这次是独自接手承建一个小区，外面还有不少的工程，手下有近百人的施工队伍。有了这个借口，便有了无止尽的应酬：喝茶、吃饭、牌局、唱歌……完全忘记了自我是在哪个位置上。
每天出门一转就是一整天，回家已是深夜甚至凌晨，直到后来发觉每次回家，人，都软而无力，脚仿佛钉在地上需要拖才能挪动，挂了三天的吊水仍无起色。妻便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这一检查就是住院了，貌似好好的一个人忽地就倒下了，倒得毫无征兆。这是我的一篇日记：“ 从住院登记处到病房大概有二三十米的距离，我走了约二十分钟。一分钟走一米，一个人，心里沉沉的，仿佛是走向监狱，虽然是身体检查，医生竟然要住院检查？ 肯定病得不轻。 坐电梯到五楼向东，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我找到属于我的病床：五十二床。那就是我的临时住所，五十二床位于病房的西北角，靠墙摆放，一个床头柜，一张椅子，还有一个热水瓶，这就是我的家档了 。”
在医院里，早上要接受护士的体温表，一二三的嘱咐，还有值班医生的查询，挂两小瓶水，下午就没人问了。家里人都在忙碌，看望我的时间都在晚饭后，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一个人面对几个哼哼唧唧的病友。时值六月，午后下楼一个人独行在医院的小花园里。花园里其实没有花，只有冬青和香樟，弯曲的鹅卵石小道上塞满了阳光，塞满了热烘烘的风。还好有片小竹林，疏光浅影下有几张长木凳。坐在那里目光游离在修剪成花篮般的冬青上，发现竟有几朵牵牛花，像被烈日晒干了水份，耷拉在平整的树冠上。我不知道是它的倔犟还是园丁的的疏忽大意，但它确实还在生长，那种绿没有大片的，像一根流动的生命命脉，在阳光下我竟然有了爽凉的感觉。
因为没有了稍大一点的工程，许多机械，模板都仍旧散落在外面，还有活动架子，五金工具被陆续拖到家里，这样如何摆放就成了头疼的事情。院子里的植物最终成了牺牲者，从此没有了月季，没有了枇杷树，更不要说牵牛花了。
这两年生意渐渐下滑，还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接二连三撞击着我的心房，我的生活为此改变了许多，不再勉强去应酬，作息也渐渐有了规律，虽然偶尔有一段时间繁忙，晚餐一定回家陪家里人一起吃。我知道面临烦恼应该更要冷静，从容。
又到五月，生意渐渐恢复了繁忙。一天在寻找一个工具时，我走近了堆码整齐的架手旁，透过有点锈迹的钢管缝隙，竟然发现一串牵牛花的藤蔓冒了出来，叶子淡青色，缺少阳光雨露的浸润的缘故，像缺少营养的人的脸色，还没有开花。但它已让我感到震撼，惊叹它的顽强，它的韧性，它的毅力。可能它是两年前枯藤上掉下的某一粒种子，也许是恰巧掉在某一小块铁板上或钢管的焊疤上久久不能落地，在时空里对土地久久等候，它在等着一阵风，一场雨，也是在等着一个机会。这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在支撑着它，它相信属于它重生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现在它还在生长，嫩黄的触须已穿透钢管的缝隙挤挨到围墙面上，一片片绿叶清雅洁净，眉目温婉。尽管现在还没有一点花苞现露的迹象，但有绿色本来就是生命的色彩。我相信，有灿烂的阳光，有清凉的星露，有和风细雨，不用多久它就会盛开出一些清秀的花朵来。
每天黄昏，我都抱着孙子在院子里兜几转，自然也会站在这株绿萝般的植物面前欣赏一番。夕阳下，也许这是另一道风景。
